灵官

朝天观道士某，喜吐纳之术。有翁假寓观中，适同所好，遂为玄友。居数年，每至郊祭时，辄先旬日而去，郊后乃返。道士疑而问之。翁曰：“我两人莫逆，可以实告。我狐也。郊期至，则诸神清秽，我无所容，故行遁耳。”又一年，及期而去，久不复返。疑之。一日忽至，因问其故，答曰：“我几不复见子矣。曩欲远避，心颇怠，视阴沟甚隐，遂潜伏卷瓮下。不意灵官粪除至此，瞥为所睹，愤欲加鞭。余惧而逃。灵官追逐甚急。至黄河上，濒将及矣。大窘无计，窜伏溷中。神恶其秽，始返身去。既出，恶臭沾染，不可复游人世。乃投水自濯讫，又蛰穴中凡百日，垢浊始净。今来相别，兼亦致嘱：‘君亦宜隐身他去，大劫将来，此非福地也。’”言已，辞去。道士依言别徙。未几而有甲申之变。

这是一篇深藏政治暗示的《聊斋》故事，取名《灵官》不过是掩人耳目，因为灵官，即仙官，道家神祇有王灵官；但他绝不是故事的主角，全文核心人物应是狐翁。何以见得？因为全文只以狐翁“自述”的形式，讲了一个生死紧要关头，道士如何逃离“大劫”的全过程。什么紧要关头，为何叫“大劫”？原来北京即将发生“甲申之变”：闯王和多尔衮先后入京，即明清鼎革之际，战火纷飞、天崩地坼、人命危浅，值此事关广大百姓生死存亡的一场大劫，还不算紧要关头？

小说首先分三层写狐“自述”生存之窘。一、狐虽变为老人，但只能住在朝天观内，不能融入村落，此为一窘。二、狐虽在观内以修道之名存身了，但只能瞒过道士，却无法逃过灵官的“三只眼”。若赶上例行祭祀，就要自动隐匿，待祭祀完毕，再回观中与道士共同修炼，此为二窘。三、狐在被灵官发现并追打之后，由于长达年余不在观内，不得不向道士坦示自己狐的身份，此为三窘。

其次，狐又以“自述”的口气，介绍自己为何奇“臭”无比，当道士询问为何年余不见时，狐说自己一次大意，于祭祀时藏于阴沟内，不料被“清秽”的灵官发现。灵官气愤地举鞭欲打，自己吓得拼命逃窜，直逃到黄河边，灵官仍穷追不舍，被逼无奈，不得不跳入粪坑，使得灵官嫌臭而离去。于是狐浑身奇臭，下河洗濯百日才无臭味。

总之，全文以狐翁“自述”不光彩的经历其实是作者故意要正话反说。一来符合狐翁的身份，二来可以倒衬出灵官的酷虐。因为整体来看，狐翁没有为非作歹：它修道，说不上不好；祭祀时要“清秽”，它主动退避；被驱赶得无路可走，才跳入粪坑。继而作者就写狐翁总不能带着臭味见道士，于是连洗带藏百日后才来辞别，并告诉道士这一重大消息。过不多久，果然在崇祯十七年（1644）三月十九日，李自成的农民军攻陷北京，崇祯帝自缢于煤山，明朝灭亡；同年五月，吴三桂引清兵多尔衮进入北京，建立了清王朝。只有这些，才是作者最想要告诉读者的改朝换代的大事件，这也充分说明蒲公有多么关心国家大事。他在小说中，不得不借着狐翁的“窘”与“臭”，掩人耳目，从而提醒乡亲们：勿忘“灵官”的玉鞭、勿忘历史！

值得一提的是，出于同一机杼的《鬼隶》（本书已选入“冤魂篇”）讲了济南之战，《灵官》又讲了“甲申之变”。两篇小说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华夏大地难以忘怀的史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