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户
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后讼者辄冒称盗户，而怨家则力攻其伪。每两造具陈，曲直且置不辨，而先以盗之真伪，反覆相苦，烦有司稽籍焉。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闻者无不匿笑。
异史氏曰：“今有明火劫人者，官不以为盗而以为奸；逾墙行淫者，每不自认奸而自认盗：世局又一变矣。设今日官署有狐，亦必大呼曰‘吾盗’无疑也！”
章丘漕粮徭役，以及征收火耗，小民尝数倍于绅衿，故有田者争求托焉。虽于国无伤，而实于官橐有损。邑令钟，牒请厘弊，得可。初使自首。既而奸民以此要上，数十年鬻去之产，皆诬托诡挂，以讼售主。令悉左袒之。故良懦者多丧其产。有李生亦为某甲所讼，同赴质审。甲呼之“秀才”，李厉声争辩，不居秀才之名。喧不已。令诘左右，共指为真秀才。令问：“何故不承？”李曰：“秀才且置高阁，待争地后再作之不晚也。”噫！以盗之名则争冒之，以秀才之名则争辞之，变异矣哉！有人投匿名状云：“告状人原壤，为抗法吞产事：身以年老不能当差。有负郭田五十亩，于隐公元年，暂挂恶衿颜渊名下。今功令森严，理合自首。讵恶久假不归，霸为己有。身往理说，被伊师率恶党七十二人，毒杖交加，伤残胫股；又将身锁置陋巷，日给箪食瓢饮，囚饿几死。互乡约地证，叩乞革顶严究，俾血产归主，上告。”此可以继柳跖之告夷、齐矣。
全文除了正文和“异史氏曰”，还有个附录，共由三部分组成。有的版本不包括附录，比如“铸雪斋抄本”。
正文开篇即交代山东滕、峄一带盗匪猖獗，这应该是“聚众起义”的变相叙述，那如火如荼之势，已然达到“十人而七盗”的地步。此后便是朝廷招安，当地官府为区别于普通百姓，特称这些已成“良民”之家为“盗户”。假若仅此一点倒无大碍，问题是官府因惧怕“盗户”再造反，以致在处理案件时，总是多方袒护“盗户”，用法律术语说，“盗户”享有司法豁免与优先救济的特权。我们不妨将这种“盗户”多占便宜而良民吃亏的利益分配格局称为“盗户秩序”。此概念还有另一层含义，即任何强势者在利益分配上的不公正占夺，都无异于强盗行为。这就在人们心目中产生了不平衡——为什么“盗户”比良民还要吃香，他们怎么倒成了官府的宠儿？由此便出现了“官府昏庸腐败无能”的舆论。所以如果有了纠纷，无论原告被告、真盗户假盗户，都争着充当“盗户”。这成了当地独具“特色”的一道风景线。一直到细查户籍簿，拿出文字根据，才算真相大白。若要粗略归结为百姓刁钻奸猾，那会只见树木不看见森林；若要了解背后真相，又会使人苦笑难忍！而日久天长，则民心叵测的恶习必然如瘟疫般流行。这便是蒲公所做出的一种推论，也是着意要暴露的一段社会怪象。
接下来具有《聊斋》特色的故事情节出现了。县衙门里闹狐狸，县长的女儿被狐狸精蛊惑了。县长请来法师设坛、画符、念咒，捉住了狐狸精，放在瓷瓶里准备用火烧死。此时就听瓷瓶里放出一句话：“我盗户也！”听到的人无不偷着笑。别看官府对“盗户”百般讨好，对百姓可毫不手软。这又可归结出第二个舆论一律的结论：面对官狼吏虎，还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吧。
文末所附“章丘漕粮徭役”事，其作用是在映衬正文，使读者进一步看清社会怪象的本质。第一则故事中的钟运泰实有其人，他和康熙二十五年（1686）就任淄川县令的张嵋，既是同乡又是前后任，所以张嵋上任前曾亲自去拜望这位先辈，写有七律八首。蒲松龄作为当地的名人，则碍于父母官的情面，于这一年写有《和张邑侯过明水之作》一文，曾对钟运泰也大加赞扬。这与《盗户》正文的语气可谓冰火两重天，因为此时钟、张都已离任，情面大可不必顾及。但更为重要的是，其证明了《盗户》所反映的怪象，确实有迹可循，蒲公惯于以小说评判人物，有关情节并非向壁虚构。
第二则故事“李生为某甲所讼”，属于章丘怪象的持续发酵。既然一些奸猾之民出来告官，要讨回几十年前“诡寄”在某士绅名下的田产；而县令则对这些奸民曲意左袒，因此，“良懦者多丧其产”。那么，当李生为某甲所讼，某甲呼李生为“秀才”，李生当然不承认自己是秀才；因为秀才的功名虽然在当时也享有司法、经济上的种种特权，但在章丘这一特殊地带，与“盗户”享有的特权相比，则是小巫见大巫，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这种“以盗之名则争冒之，以秀才之名则争辞之”的“向前（钱）看”趋势，不仅判案的县令有些不明白，连蒲公也不明白。所以蒲公惊呼：“变异矣哉！”其实呢，这就叫“盗户秩序”，当官府的权力不足以与盗户的隐权力相抗衡，而盗户这种尾大不掉的情况又必须面对时，官府只能这样做。
最后一则故事出自《论语》，从年份上看，纯属插科打诨。孔子生年在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卒年在公元前479年4月11日。至于原壤，且不论他有无五十亩地，那挂名颜回的时间竟是鲁隐公元年，须知那是公元前722年，前后二百多年的距离，原壤怎么可能与颜回打官司？又一出“关公战秦琼”在《聊斋·盗户》里上演了。当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演绎孔子及其门徒是如何以强权（“盗户秩序”）损害弱小（“原壤”）的田产，也算蒲公的“临场发挥”，写下了一篇嬉笑怒骂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