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仇篇

《聊斋》诚然是一部抒发孤愤的小说，但在某些故事里却又非常直白地“化孤愤为复仇”，这是因为抒愤还不足以浇胸中块垒。蒲公或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将孤愤付诸武力消解，或“恨不令暂作虎”（《向杲》异史氏语），以幻术了结心头之恨。这两种极其爽快的解恨方式既富于浪漫情调，又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先立足于现实，不行再“借力发力”，反正不杀仇家不罢休。

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在封建独裁的社会中，寻仇报怨的事经常会发生。尤其在上古社会，特讲究势不两立：父母之仇不与同生，兄弟之仇不与聚国，朋友之仇不与聚乡，族人之仇不与聚邻。甚至复仇时间也与无限延伸，直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就为复仇者提供了极其情绪化的理论支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公元98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很不起眼的小事：一名小小的太史令，因为某种原因被捕并受了宫刑，岂料这一小小的事件，却促成了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复仇者和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这复仇者就是司马迁，这部史学著作就是《史记》。新时期以来，很多学者都提出了司马迁借《史记》实现“文化复仇”的观点，即以抒愤之书来洗清耻辱。确实如此，司马迁终其一生，用饱蘸深情的笔墨，讴歌了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个艰辛卓绝的复仇故事，把极大的同情与崇高的礼赞，都给予了复仇者，这也正是司马迁复仇心理的隐曲投射。据统计，全书有二十几则复仇故事，研究者将其分为宗法复仇、个人复仇、家国复仇和士林复仇四个类型，这一创举对我国后世复仇文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聊斋》继承了我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复仇传统，创造性地把复仇行为延伸至大千世界的各个角落：这里选了天上飞的《禽侠》，地上跑的《象》，阴暗处的爬虫《蝎客》；还有鬼复仇选了《博兴女》；命运复仇选了《拆楼人》；至于人复仇则有《狐入瓶》《张老相公》《张氏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