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为什么要主流化
一些媒体专家和研究者从不同的角度认识到了都市类媒体主流化的必要性，归纳起来主要包括以下六点：
1.社会转型和新的阶层出现，必然要求他们的媒体代表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化，一些新社会阶层逐渐形成。主流阶层就是占有较多政治资源、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在社会等级分层中占据社会中上层的群体，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层、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等。当代中国媒体格局中，除针对干部层媒体的传统党报之外，针对主流群体的媒体基本处于空缺状态。随着身份的转换和地位的升迁，主流阶层对新闻，特别是对主流政经新闻的需求日益凸现。社会发展的趋势必然要求主流媒体和主流群体的成长结伴同行，他们的成长必然要求他们的媒体代表发展起来。
2.大众化报纸走入发展“平台期”，主流媒体模式成为“朝阳模式”
20世纪90年代以来，都市报以其彻底的市民化、市场化姿态，在媒介市场上气势逼人。在内容上都市报大都是注重凶杀、绯闻、体育、犯罪、战争和腐败等信息。随着公民素质的提升，这些带有刺激性的内容已经开始脱离社会主流人群的信息消费需要，而一些都市类媒体忽视了读者社会阅读兴趣的转型，不知或不愿意，更或没有能力实现媒体内容的同步转型，从而导致了都市类媒体所谓的严重同质化现象，多数大众化报纸都困顿于各种同质而不能自拔，以至于形成了媒体发展的“平台期”。但是，社会不可能没有值得关注的热点，关键是媒体要摸清这种热点，从而提供读者所需要的产品。上述主流化的新闻内容就是市民读者关注的重要内容，所以媒体的主流化成为都市类媒体实现内容转型的方向，也有人称之为“朝阳模式”，甚至“救命稻草”。
3.强化媒体舆论引导功能，主流媒体需要补救社会舆论体系的缺陷
传统党报的受众主要是各级党政部门以及其他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媒体市场竞争不断挤兑党报的生存空间，一些党报由于办报理念的制约，不能及时地与市场接轨，以致发行量下降，读者群流失，广告额剧降，这导致党报的社会影响力有所减弱。党报社会影响力的下降和晚报、都市报主流新闻报道的缺席，导致了报刊舆论引导功能的弱化。社会舆论体系的缺口，除了强大的党政新媒体平台，具备强大影响力的都市主流媒体也能填补，这一点得到北京、广东和东部沿海都市类媒体的证实，如《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等的引导舆论潮流方面的旗帜作用。
4.适应互联网发展，与新媒体形成差异化竞争的需要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达到9.04亿，同2018年底的82851万网民相比，新增了508万人；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到64.5%，较2018年底提高了4.9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8.97亿，同2018年底的81698万网民相比，新增网民7992万。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为99.3%，较2018年底上升0.7个百分点。
从这些快速更新的数字中可以看到，中国网民的数量正以惊人的速度急剧增长。今天，网民对于重大新闻信息的首次接触，已不再是通过广播电视，更不是通过报纸，而是通过“两微一端一抖”。新媒体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影响舆论，对传统媒体造成的压力和冲击几乎不可估量。都市报的主流化、深度化是与碎片化的新媒体形成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手段。
5.避免媒体同质化竞争，实现新闻内容创新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报业竞争烽烟四起。报纸的定位、版面设置、新闻操作和广告模式相互“克隆”并逐渐趋同，价格战、发行战不时发生。相同定位下的同质竞争，在各报间形成了一种互相咬合的胶着状态。与此同时，由于报道题材的不断重复，采编人员在新闻价值判断、新闻采编方式、采编路径等方面日渐形成思维惯性和路径依赖。报道平面化、简单化、程式化倾向，以及片面追求可读性导致的低俗化倾向显现，稿件过于零碎，宏观把握能力不足，创新意识缺乏等，反过来又约束了报纸和采编人员的整体进步。
6.提升报纸形象，锻造更大品牌价值、商业价值的需要
都市报一开始大都以密集的社会新闻、贴心的信息服务、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攻城略地，迅速壮大。但随着时日的推移，不断重复的社会新闻，打打杀杀的案件，几乎每天都见诸报端的车祸信息，削弱了读者对报纸的认同感，导致报纸的权威性、美誉度、影响力相对缺失。要摆脱报纸的“小报”标签，就必须让广大读者以看都市报为荣，以参与都市报的活动为荣。这样的都市报，才是有品牌价值的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