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导论

奥古斯丁在《订正录》Ⅱ，1，1说明，本文题目中提到的辛普利奇（Simplician）是397年接任安波罗修（Ambrose）的米兰主教。安波罗修的传记作者米兰的保利努斯（Paulinus）指出，尽管辛普利奇年事已高，却是安波罗修亲自精挑细选的人选。[1]辛普利奇曾对著名的罗马修辞学家马里乌斯·维克托里努斯（Marius Victorinus）于350年以及安波罗修于374年皈依大公基督教起了重要作用。[2]他约于400年去世，数年之后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谈到他，说他是一位“老圣徒”，并把他作为道成肉身教义的引荐人。[3]显然，辛普利奇是一个能给人留下持久印象的人。不过，如一位著作者所评论的，他“与其说以自己的作品闻名，不如说以我们所听闻的对其他比他更有名人物的影响而闻名”；这种影响，“非常巨大，更多地表现在引出他们的思想，而不是记载自己的思想。”[4]辛普利奇给奥古斯丁的信写于390年代中期，如今已经佚失，写信的目的是询问关于圣经的八个问题；可以肯定，他的信成功地引出了他的受信人一些相当重要的思想。

我们从《订正录》Ⅱ，1，1知道，《答辛普利奇的问题汇编》是奥古斯丁任主教后写的第一部作品。而他于395年按立为希坡主教，所以该论著应于396—398年间撰写。由于辛普利奇写给奥古斯丁的请教信已经佚失，我们无法知道信的具体内容，只能从本《问题汇编》得知他提了哪些问题。问题的顺序——奥古斯丁应该未有改动——有点奇怪，因为第一卷讨论的是《罗马书》的两个问题，而第二卷回到旧约，涉及《列王纪》的六个问题（尤其是《撒母耳记》上下以及《列王纪》上）。

从奥古斯丁自己在《订正录》对本《问题汇编》的论述来看，很显然，第一卷的重要性胜过第二卷，尤其是他相当详尽地阐明第一卷第二个问题的含义，特别关注它的意义，而对第二卷的六个问题则完全按常规处理。本书收录了《论圣徒的预定》和《论坚毅的恩赐》的几个选段，从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出，第一卷的第二个问题体现了奥古斯丁神学发展中一个怎样的转折点。

奥古斯丁早就写过两卷作品讨论保罗的《罗马书》：《〈罗马书〉某些经句的注释》（Commentary on Some Statements in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和《〈罗马书〉注释未完本》（Unfinished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to the Romans），也在《八十三个问题汇编》的问题六十六至六十八里解释了《罗马书》的三段经文；在回复辛普利奇的问题时，他再次谈到这节至关重要的新约经文，事实上，他很可能整个余生都一直在思考这节经文。

第一个问题的主题是《罗马书》第七章的一段长文，在文中保罗一方面坚持认为旧约律法是好的，同时指出正是律法引发了内心的争斗或者使其难以解脱。奥古斯丁紧随保罗，并且也像保罗一样强调律法的益处。虽然辛普利奇要求解释的是《罗马书》七章7—24节，但奥古斯丁以前一节经文作为讨论的开头和结束，就是分别精义（心灵或圣灵）与仪文（字义）的那节经文。这节经文是后面经文的关键，因为律法的精义就是爱，这爱使人从叫人死的仪文（字义）中摆脱出来。

然而，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过程中，就如在他的《〈罗马书〉某些经句的注释》一样，奥古斯丁采用了后来被他推翻的两个观点[5]。第一个观点，他在问题开头就提出，[6]就是保罗在这段经文里并非指着他本人说的，而是指着他之外某个在律法之下的人说的。二十年后，奥古斯丁在反驳佩拉纠主义者（Pelagians）的作品中拒斥了这个观点，把它看作佩拉纠主义的特点，并指出，保罗本人与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没有摆脱与罪的这种争战。[7]第二个观点就是，恩典生命的最初开端都在人的能力范围之内。如奥古斯丁在Ⅰ，1，11所说，“立志本身在我们的权能之下”，尽管成就立志要做的善事是不可能的。在Ⅰ，1，14他说：“事实上，在这个必死的生命里，自由意志（libero arbitrio）所能做的，不是一个人想成全义就能成全义，而是通过敬虔的祈求转向上帝，靠着他的恩赐才能成全义。”换言之，人可以靠自己的驱动力转向上帝，但唯有上帝能赐给人——当他转向上帝之后——行善的力量。人的意志至少能不时地参与神圣恩典的作为，这一观念后来得到卡西安（John Cassian）拥护——他的《谈话集》（Conferences）包括二十四篇谈话录，其中著名的第十三篇明确主张这一观念——并逐渐被称为半佩拉纠主义，后来又被称为半奥古斯丁主义，或者这是更恰当的称呼。不过，虽然奥古斯丁在回答辛普利奇的第一个问题时主张这个观念，但在回答他的第二个问题时开始拒斥它。

在回答这个问题时，经辛普利奇要求，奥古斯丁解释了《罗马书》九章10—29节，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基于《创世记》里雅各和以扫的故事总结出关于人的功德与神的恩典之关系的神学思想。奥古斯丁在《订正录》Ⅱ，1，2告诉我们，“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我确实为人的自由意志努力争地盘，但是上帝的恩典得胜了。……”他似乎是说，他未曾想到给辛普利奇的回答最终会变成这样的结果。或许那个时候，他甚至还没有意识到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有多大的区别，尽管三十年后他在《订正录》以及其他地方作出了说明。不然，当他讨论了第二个问题之后，为何没有即刻回到第一个问题，从他新的视角去修正它呢？无论如何，唯有他在第二个问题中得出的结论才能解释保罗在另外地方所写的话：“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林前4：7）这是对《罗马书》这段经文的一个阐释。

如果说奥古斯丁在《答辛普利奇的问题汇编》第一卷的第一部分关于《罗马书》这段经文的解释为人的意志保留了机会，人可以无须借助恩典而作出救赎决定，那么保罗关于雅各与以扫故事的思考则取消了这样的机会。因为保罗清楚指出——至少在奥古斯丁看来——任何好的东西，不论是意愿，是功德，是信心，是作为，都不可能先于恩典的作用而存在。雅各和以扫是同时怀胎前后出生的双生子，道德品性上似乎也没有区别，两人都没有任何行为可以决定一个事奉另一个，或者一个该得上帝悦纳，另一个——用圣经的夸张说法——该遭上帝憎恨。之所以一个被拣选，另一个被遗弃，原因只在于上帝的神秘目的（propositum）。即使提出以下这种说法，即上帝作出这种选择（electio）是基于他的预见——他预先知道雅各将来的信心和良善行为，也知道以扫将来的恶意和邪恶行为——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说法只能使上帝的预见和恩典取决于人的行为。[8]

一旦确定了恩典的绝对优先性问题，奥古斯丁就转向《马太福音》二十章16节作出的区分：“被召的人多，选上的人少。”一个人成为上帝呼召（vocatio）的对象是一回事，被选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如奥古斯丁所解释的，被召就是恩典临到，但并非凡是得恩典临到的人都能被恩典感动；唯有那些被感动的人才构成被选上的少数人。这种分别是后来神学家们提出两种恩典之分的基础，即一种是“运作的”或“充足的”恩典，另一种是“合作的”或“有效的”恩典。

那么，为何有人被召，有人不被召呢？在那些被召的人中，又为何有人被选上，有人未被选上呢？回答只能是，因为亚当的悖逆，整个人类成了“一个罪的团块（una quaedam massa peccati）”，如奥古斯丁在Ⅰ，2，16所描述的，所以整个人类都该受惩罚。如果上帝让这个“罪的团块”中的某些人付出代价，遭受其该受的惩罚，而赦免另一些人同样的债务，好叫他们成为义的，那谁也没有理由提出异议。“所以必须坚定不移地相信，”他在Ⅰ，2，17说，“上帝没有任何不公平，不论他赦免还是索取所欠的债务；他正当索还债务的，不能指责他不公，他赦免债务的，不应夸口自己的功德。因为前者只是偿还所欠的，后者只是拥有他所领受的。”

奥古斯丁这里必是为自由意志找到了一点地盘，到了该问题的结尾处他强调了这一点，但是受《罗马书》七章14节的启发，他又添加了一个限定条件，对它的最终意义引发了怀疑：“可以肯定，意志的自由选择（liberum volumtatis arbitrium）起很大作用。但是那些已经被出卖给罪的人，自由意志在他们身上有什么用呢？”（Ⅰ，2，21）

奥古斯丁在作出结论时，通过反问句式琢磨哪类人可能被上帝选上。是那些没犯什么罪并且拥有造福于人的学识、才智和修养的人吗？然而，有一些出身背景不可想象的人、妓女、演员可以与其他人一起皈依，而且拥有某种突如其来、根本不可能设想过的美德。保罗本人又为自己的皈依作过什么预备，克服他那“疯狂、暴烈、盲目的意愿”（Ⅰ，2，22）呢？所以奥古斯丁对这个话题的结语就是呼吁我们要认识到上帝的论断是不可预测的，要加入到赞美颂唱中，永远致敬那些论断——可以看到，对于这样的呼吁，唯有被拣选者才可能作出回应。

讨论了《罗马书》的这两段经文之后，奥古斯丁开始写第二卷讨论辛普利奇的其余六个问题。他在简略的前言中指出，他要涉及的问题出于蒙着奥秘的书卷，他感谢辛普利奇没有要求他对各节经文作出预言（即寓意）解释，因为那会困难得多，费时得多。因此他使用了一种他在另外地方称之为字面或历史解经的方法，来回答辛普利奇在研读《列王纪》时所提出的难题，尽管这里他并没有使用这种解经法的名称。[9]

第二卷包含三个问题，都涉及扫罗故事的某一方面。在第一个也是最长的问题中，奥古斯丁用到辛普利奇引证的两节经文（撒上10：10和16：14）——描述扫罗的灵性经历——讨论预言如何发生；甚至像扫罗这样晚年败坏的人，如何依据上帝的隐秘计划拥有这样的恩赐；如何知道圣经提到的某个灵是善是恶，或者就是圣灵本身。这个问题的结论指向多纳图主义者，奥古斯丁当时严重关注他们的教会论（ecclesiology）。

第二个问题讨论《撒母耳记下》十五章11节上帝的话“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旧约往往用人的术语描述上帝，尤其是经历后悔的时候，这种惯例至少从马吉安（Marcion）（约卒于154年）时代以来基督徒就一直在讨论。[10]奥古斯丁在这里就讨论这个古老话题。其实他在《八十三个问题汇编》的问题五十二已经谈过这个话题，尽管非常简略，极为扼要，在那里他注释的是《创世记》六章7节上帝的话“我造人后悔了”。上帝后悔这个观念即刻让人想起上帝预见这个概念，预见似乎应该杜绝后悔。然而，依据上帝的知识（对它来说，万物都是当下的），他的预见——暗示将来的事——似乎也应该被排除。这些发现引着奥古斯丁转而思考人的语言——包括圣经的——运用于上帝时的性质。要把描述人的属性的术语，比如愤怒、怜悯、嫉妒甚至知识，用于上帝的神圣作为，就必须洁净它们，尤其要净化它们的可变因素。最后，有些可贵的人品，比如知耻，不适用于上帝，而某些可指责的品质，倒可以归于他。于是奥古斯丁鉴于这种种考虑，就认为“后悔”，还有知识和预见，可以应用于上帝。

奥古斯丁接着回答辛普利奇关于巫师身上污鬼的问题，如《撒母耳记上》二十八章7—19节记载的，经扫罗恳求，巫师招来撒母耳，让扫罗见他。这里奥古斯丁采用他在第二卷第一个问题所用的类似方法，即允许邪灵或鬼有一定活动空间，但服从神圣计划的限制。因此这里，在上帝的许可下，污鬼也能联络撒母耳，甚至把他的灵从死人之地招上来，这不足为奇。诚然，所见的可能并非他的灵本身，而是一个幻影，如奥古斯丁所解释的，叫它撒母耳的名也是完全恰当的。至于污鬼能说出真相，圣经提到几个污鬼或邪灵说某些真相的例子，但是往往用谎言歪曲真相。撒母耳告诉扫罗他（扫罗）不久必与他（撒母耳）在一处很可能就是——虽然并非必然——这类鬼灵蒙骗的一个例子。早期基督徒著作家为弄懂经文，一直在长期不懈地努力，从最初二世纪中叶游斯丁（Justin）在《与特里丰的对话》（Dialogue with Trypho）105简略一笔开始，包括三世纪初奥利金的一篇有争议的布道书，奥古斯丁关于这个奇怪小故事的注释也是这种努力序列中的一环。他本人又在《对死者的照料》（The Care to be Taken of the Dead）18讨论这个问题，而且在《杜尔西提乌斯的八个问题》中回复第六个问题时原原本本地复制了写给辛普利奇的内容。

辛普利奇的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撒母耳记下》七章18节经文“大卫王进去，坐在耶和华面前”的含义，这个问题使奥古斯丁有机会谈谈大卫在哪里祷告（或者在约柜前，或者在某个僻静之处，或者在他内心深处），以及更重要的，祷告时的身体姿势。奥古斯丁这里不关注祷告时的身体姿势（不过，参见《对死者的照料》5.7，在那里他承认身体姿势的意义，但并不认为那是必不可少的），与传统有一定背离，因为典型的姿势就是站立，面朝东，双手伸展。跪姿是悔罪时的做法；除非生病，一般不赞成坐姿或卧姿。[11]

辛普利奇的第五个问题是：《撒母耳记上》十七章20节以利亚的话“耶和华啊，这位寡妇的见证者，因为我住在她家，你就降祸与她，杀死她的儿子”是什么意思，回答这个问题时转向讨论讲话的语气问题。如果把它转为一个问句——“你就降祸与她，杀死她儿子吗？”——对此可以给予否定回答，然后就会呈现一种含义，更符合以利亚对上帝所行之事的真正理解，也符合他对上帝讲话的方式。因为在奥古斯丁看来——这种看法隐含在他对辛普利奇所提问题的回答之中——以利亚既不会以为上帝允许寡妇的儿子死去（或者更糟糕，以为上帝会杀死他），也不会让自己说出指责上帝的话。关于如何对圣经里的问题正确发音，从而使它们符合正统教义的回答，这也是《基督教教导》（Teaching Christanity）Ⅲ，3，6所关注的问题。

《订正录》没有提到第二卷的第六个问题，但在一些手稿中第六个问题与第五个放在一起。这个问题讨论的是《列王纪上》二十二章19—23节经文，讲的是蒙骗亚哈王的说谎鬼灵，此问题对第二卷第一和第三个问题中出现过的大部分内容作了极为简略的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