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论文写作”课程的“学”
学生在大学里的学习，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学习，不仅要学习知识，而且要学习研究的态度与方法，培养影响其一生的思维方式。“史学论文写作”课程的目标就是让学生在史学研究上入门，研究能力不仅是知识的积累，更重要的是方法和门径的掌握。孟子云：“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18]所谓君子深造之以道的“道”，实际上就是知识背后的方法。苏辙对此语有注解：“学者皆学圣人。学圣人者，不如学道。圣人之所是而吾是之，其所非而吾非之，是以貌从圣人也。以貌从圣人，名近而实非，有不察焉，故不如学道之必信。”[19]这提示我们学习最重要的是“学道”。另外，同样重要的是“君子欲其自得之”，朱熹对此语的注解，“自得于己，则所以处之者安固而不摇；处之安固，则所借者深远而无尽；所借者深，则日用之间取之至近，无所往而不值其所资之本也”[20]。这提示我们求学者自主性的重要，只有自己真正求到“做学问的方法”，才能事半功倍。
史学研究方法的掌握要靠学生自己去探索，这不是老师能直接给予的。方法不像有形的“金针”可以渡与人，史学研究方法的学习是不能脱离实践的，必须一面学一面体会，最终才能活学活用，才能运作起效。吕思勉曾特别提醒初学者，“研究学问有一点和做工不同。做工的工具，是独立有形之物，在未曾做工以前，可先练习使用。研究学问的手段则不然，他是无形之物，不能由教者具体的授与。对学者虽亦可以略为指点，但只是初步的初步，其余总是学者一面学，一面自己体会领悟而得的。”[21]解决问题的是人，而不是方法，是人运用方法去解决问题，故而史学研究方法的掌握要在实践中获致，内化为内在的能力与素质。
学生若真能“深造之以道”，且“自得之”，自然事半功倍，左右逢其源。王阳明有言：“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故圣人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22]同理，学生所要致力的是“明的功夫”，而不是简单的知识的学习和复述。
方法并不难学，最重要的是学生要确立其主体性，转变其角色，从被动的知识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知识探索者。在专业学习和训练的过程中，学生要自觉地立于与教师同等的地位，从而摆脱依附和盲从的习惯。学生需要首先在认知上实现转变，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当下大学在专业教学上仍然有明显的高中应试教育的痕迹，比较注重知识的传授，忽视能力的培养。教师在知识的掌握上永远比学生具有优先性，学生在教学过程中只能扮演被动的接受者，且最终学习评价的导向也是知识的掌握程度，在这一评价模式中，老师是天然的评判者，而学生永远是被动地接受鉴定的客体。上述师生关系模式带有浓厚的机械性，其功效大多局限于知识的灌输，而忽视学生能力的培养，这样的教学模式对于学术的代际提升基本上不能发挥正面的影响。傅斯年就曾指出，“中学教师对学生是训练者，大学教师对学生是引路者；中学学生对教师是接受者（无论接受的态度是自动的或被动的），大学学生对教师是预备参与者。”[23]鉴于此，提升大学专业训练效果的前提是转变学生的自我认知，确立其主体地位，建立平等的良性互动的师生关系。
分子生物学家颜宁在一篇访谈中曾经提到，“Be critical，是我们在科研中必备的素质”。并提到她在普林斯顿接受的最基本的科研训练就是阅读经典文献，并指出这些研究存在的缺陷与不足。“这种训练教会我学会质疑。科学没有挑战权威的质疑精神，就不可能有创新。”[24]在这样氛围下，与导师争论学术问题是专业学习过程中的常态，可以帮助学生确立主体性，而不是盲目地崇拜权威。
南宋理学家张九成认为学人须有主见，其治学问答记，“或问：学者多为闻见所累，如何？曰：只缘自家无主。或问：所见与所守，二者孰难？先生曰：所见难。或曰：今学者往往亦有所见，而不能守，则并与其所见而丧之。先生曰：不然。只是所见不到故耳。”[25]学生如果没有自己的主见，知识越多反而为其所累。明末清初的理学家张履祥也曾提到，“学者之患，在于志卑而气弱。惟其志之卑，则以圣贤之事谓非己之所能为，而浸淫于流俗之是安。惟其气之弱，是以虽知义理之当为，而吝于改过，怯于迁善”[26]。同理，只有确立了学生在专业学习中的主体性地位，学生才能突破成规，才有进步的可能。
学生确立学习的主动性，与教师共同探索，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青出于蓝胜于蓝，培育出超过老师的学生应该是教育成功的表现。梁启超曾对学生说：“教拳术的教师，最少要希望徒弟能与他对敌，学者亦当悬此为鹄，最好是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若仅仅是看前人研究所得，而不自省探讨，那么，得一便不能知其二；且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这样，学术岂不是要一天退化一天吗？人类知识进步，乃是要后人超过前人，后人应用前人的治学方法，而复从旧方法中，开发出新方法来。方法一天一天的增多，便一天一天的改善，拿改善的新方法去治学，自然会优于前代。”[27]
史学研究最重要的训练是养成学生据史料以重建史实进而据事以言理的能力。这种专业能力的养成，需要在专业训练中转变学生的角色，学生要获得主体性，从对教师的依赖和从属关系中解放出来，使学习从被动的行为转化为自主的行为。如梁启超所言：“无论什么人向我说什么道理，我总要穷原竟委想过一番，求出个真知灼见。当运用思想时，绝不许有丝毫先入为主的意见束缚自己，空洞洞如明镜照物。”[28]
史学研究的起点当然是一手文献的阅读，所以要改变单纯阅读经典著作的学习模式，要让学生自己阅读原始文献，学会从史料中发现问题，根据史料重建史实，进而从事具有更新意义的学术再生产。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从既有的成说中解放出来，回到原始的史料，可以自己经历学术生产的整个过程，并从中实际体验可能面临的困难，并尝试自己去解决困难，久而久之，则可以做到真正有创见的学术生产，从一个阅读者转变为思考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