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党运动中坚定立场

1927年，蒋介石联合南京方面的国民党人，以“四一二”政变为标志，发动清党运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之所以能够这么做，固然和他掌握着相当的军事武力密不可分，但从另一方面而言，也与其得到了李石曾、吴稚晖等一批党国元老的支持有关。4月2日，李石曾等人召开中央监察委员全体会议，“计划清党活动”^[5]。4月9日，李石曾等人联名发表“护党救国”通电，“缕述武汉与法理不合之事两项、引为痛心之事十一端，其中对于武汉三中全会之决定准许共党参加政府之事，尤感痛愤”^[6]。

党国元老在这一时期掌握着国民党的正统话语，得到他们的支持也就为自己的行动披上了合法性外衣。而在党国元老中，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四人尤其与众不同。罗家伦曾说道：“他们几个人在政治上有一种特殊的势力，虽然不是亲自当权，而遇着重要问题，似乎非要和他们商量不可。”^[7]当时的报刊中也有评论文章说道：“南京政府的领袖人物，的确不止一个蒋介石，还有吴稚晖、蔡元培、李石曾一排人物。他们这几位老先生，就是烧成灰烬，谁也认识他们是中国国民党的领袖。”^[8]通过由李石曾等党国元老组织召开中央会议，由会议议决发动清党、建立政府，这些行动便由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个人行为上升到了党的意志、党的行为，从而变得合理合法。

同时，李石曾除了党国元老的身份，也兼具社会名流的地位。如前所述，李石曾曾经草创了一大批文化事业，这些事业不仅为他积累了一定的政治资本，更直接地也为他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声望。清党运动开始后，李石曾公开支持清党反共，其发表《现今革命之意义》一文，文中用进化论解释革命，将革命分为层层演进的四个层次，并认为“武汉政府进行俄化，属于第三层序，上海护党运动之拥护全民革命，发展民生主义，属于第四层序”^[9]，进而鼓吹清党的合理性与进步性。这种言论对于大多数对政治斗争知之甚少的青年一代具有很强的迷惑性，从而为蒋介石赢得了一定的社会支持。

当然，李石曾等党国元老在这一时期支持蒋介石也是有其自身原因的。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确立“党内合作”的形式，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孙中山在世时，虽不断有人反对，但两党总体相安无事，然而孙中山去世之后，两党斗争便日趋剧烈。同时由于中共在组织运作上的明显优势，出现了上层国民党、下层共产党、共产党包办国民党党务的情况，甚至大批国民党青年被共产党有意吸纳入自己的组织，形成了“国共党员的双向流动”^[10]，共产党的这种反客为主很大程度上引起了国民党部分党国元老的忧惧。如果说孙中山最初提出“容共”的主张时，党国元老们表示反对是出于对自己权势衰微的担忧，那么到了1927年共产党发展日盛之时，则更多地是出于对国民党前途渺茫的恐惧了。他们认为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被共产党所把持，国民党面临着被取而代之的危险。邵元冲在日记中记道，武汉方面“皆由邓演达、徐谦所主持，而发纵指示者实为鲍罗廷氏”^[11]。当时的社会舆论也这样认为：“如此看来，我们无妨说汉口政府代表共产党的势力，南京政府代表国民党的势力。”^[12]因而他们自然而然地和蒋介石站在了同一阵线。

另一方面就李石曾个人思想而言，其早年留法期间，倾心于无政府主义思想，尤其是把蒲鲁东主义奉为真理，后来加入同盟会，又将无政府主义和三民主义联合起来，对于二者有着坚定的信仰。因此其对共产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始终持批判态度，并坚信马克思主义的阶级革命落后于蒲鲁东主义以及三民主义的全民革命，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必将被后者所取代^[13]。

1927年8月，蒋介石在内外部压力下被迫宣布下野。在这种情况下，李石曾依然对蒋介石表示了支持，多次劝告蒋介石重回中枢任职^[14]。李石曾对蒋介石的坚定支持促进了二人个人关系的发展。蒋介石这一时期力量十分有限，很大程度上需要李石曾等党国元老的支持。而李石曾、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在这一时期政治地位突出，社会名望显赫，他们联合辅蒋，一方面为蒋介石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和社会道义基础，另一方面也为自己谋得了在党权上的主导地位。1928年蒋介石在给谭延闿的电文中说道：“后方诸事，务请先生裁决，万勿因中正未回，而延误要公；党事则请与吴稚晖、李石曾、蔡孑民、张静江诸老决择之。”^[15]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李石曾个人权势最为鼎盛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