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例：比较阅读中发现的选题
前已说明，读正史之本纪，可随时与相关人物之传记进行比较，从而发现问题。兹举一例予以说明。《隋书》卷二《高祖纪下》记载隋文帝开皇十七年四月诏书说：
周历告终，群凶作乱，衅起蕃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区宇，圣灵垂祐，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郧襄公孝宽、广平王雄、蒋国公睿、楚国公
、齐国公颎、越国公素、鲁国公庆则、新宁公长叉、宜阳公世积、赵国公罗云、陇西公询、广业公景、真昌公振、沛国公译、项城公子相、钜鹿公子干等，登庸纳揆之时，草昧经纶之日，丹诚大节，心尽帝图，茂绩殊勋，力宣王府。宜弘其门绪，与国同休。其世子世孙未经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荣位，世禄无穷[35]。
根据“登庸纳揆之时，草昧经纶之日”之语，诏书中提到的十七人在隋朝的建立过程中功勋卓著，以致于隋文帝要“弘其门绪，与国同休”，那么这十七人具体建立了什么样的功勋呢？按照我们提示的读书法，自然要查找这些人的传记。经过翻查，17人中有13人均在《隋书》中有传，1人（韦孝宽）《周书》有传，现罗列《隋书》中的查阅结果如下：
申明公（李）穆，周旧臣，《隋书》有传；
郧襄公（韦）孝宽，大象二年卒，未入隋，《隋书》无传；
广平王（杨）雄，高祖族子，《隋书》有传；
蒋国公（梁）睿，周旧臣，《隋书》有传；
楚国公（豆卢）
，周旧臣，《隋书》有传；
齐国公（高）颎，周旧臣，《隋书》有传；
越国公（杨）素，周旧臣，《隋书》有传；
鲁国公（虞）庆则，周旧臣，《隋书》有传；
新宁公（叱李）长叉，北齐归周，《北史》卷五三《叱列平传·附子长叉传》称其：“武平末，侍中、开府仪同三司，封新宁王。隋开皇中，位上柱国，卒于泾州刺史。长叉无他才技，在官以清干称”，《隋书》无传；
宜阳公（王）世积，周旧臣，《隋书》有传；
赵国公罗云，阴寿字，周旧臣，《隋书》有传；
陇西公（李）询，周旧臣，《隋书》有传；
广业公景，不详姓氏，《隋书》无传。可能是参与平定“相州之乱”的任城公王景，但王景封“广业公”未见史籍记载；
真昌公振，不详姓氏，《隋书》无传；
沛国公（郑）译，周旧臣，《隋书》有传；
项城公子相，王韶，周旧臣，《隋书》有传；
钜鹿公（贺娄）子干，周旧臣，《隋书》有传。
通过这样的罗列，就会发现一些问题，这17人都是隋文帝下诏褒奖的，其共同点就是在隋朝建立过程中有过卓越功勋，那为何有3人竟在《隋书》中无本传呢？这3人有何特殊之处？其对隋朝又有何功绩呢？广业公景、真昌公振不仅无本传，并姓氏、籍贯、生平皆已难考，故而无从研究，只有新宁公叱李长叉虽无本传，在史籍或稍有记载，可以略作探讨。关于叱李长叉，至少可以探讨两个问题：首先北齐降周者甚多，而只有叱李长叉能与众多北周勋旧同享“庶享荣位，世禄无穷”的待遇，可见其未必如《北史》所云，仅仅是“在官以清干称”；再则，以上诸人皆为“与国同休”的重臣，已知身份的15人中除未入隋之韦孝宽外，独叱李长叉在《隋书》中无本传，似与其地位不符，对比之下，恐怕应与其北齐入周的经历有关。
叱李长叉史籍记载不多，但比较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州之乱”时，他被任命为相州刺史。《周书·韦孝宽传》记载：“及宣帝崩，隋文帝辅政，时尉迟迥先为相州总管，诏孝宽代之。又以小司徒叱列长义为相州刺史，先令赴邺。”[36]平定“相州之乱”后不久，《周书·静帝纪》记载大象二年十二月：“以柱国邗国公杨雄、（为）普安公贺兰謩、郕国公梁士彦、上大将军新（安）〔宁〕公叱列长（文）〔义〕、武乡公崔弘度、大将军中山公宇文恩、濮阳公宇文述、渭原公和干子、任城公王景、渔阳公杨锐、上开府广宗公李崇、陇西公李询并为上柱国。”[37]检诸史籍，以此日拜上柱国的诸人在“相州之乱”中均有立功表现——
《隋书》卷四三《观德王雄传》：“周宣帝葬，备诸王有变，令雄率六千骑送至陵所。进位上柱国。”《隋书》卷四〇《梁士彦传》：“尉迥之反也，以为行军总管，从韦孝宽击之。至河阳，与迥军相对。令家僮梁默等数人为前锋，士彦以其徒继之，所当皆破。乘胜至草桥，迥众复合，进战，大破之。及围邺城，攻北门而入，驰启西门，纳宇文忻之兵。”《隋书》卷七四《崔弘度传》：“及尉迥作乱，以弘度为行军总管，从韦孝宽讨之。弘度募长安骁雄数百人为别队，所当无不披靡。”《隋书》卷六一《宇文述传》：“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相州，述以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从韦孝宽击之。军至河阳，迥遣将李儁攻怀州，述别击儁军，破之。又与诸将击尉惇于永桥，述先锋陷阵，俘馘甚众。平尉迥，每战有功，超拜上柱国，进爵褒国公，赐缣三千匹。”《隋书》卷三七《李崇传》：“尉迥反，遣使招之。崇初欲相应，后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其兄询时为元帅长史，每讽谕之，崇由是亦归心焉。及破尉惇，拜大将军。既平尉迥，授徐州总管，寻进位上柱国。”同书同卷《李询传》：“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遣韦孝宽击之，以询为元帅长史，委以心膂。军至永桥，诸将不一，询密启高祖，请重臣监护。高祖遂令高颎监军，与颎同心协力，唯询而已。及平尉迥，进位上柱国，改封陇西郡公，赐帛千匹，加以口马。”
叱李长叉在此役中有何作为暂且难考，但其受任相州刺史，以及战后与诸多平乱功臣同拜上柱国，可见此役其必有非凡功勋。其人既非平庸无为，然史书无载，是否可能与其从北齐入周、隋的经历有关呢？
查阅《隋书》，北齐达官显贵降周者不在少数，然《隋书》列传共五十卷，除后妃、烈女、东夷、南蛮、西域、北狄六传外，尚余四十四卷，详略不同，共为343人立传，其中，入仕周隋的北齐遗臣（不包括北齐灭亡前因故奔周者，如司马消难、源雄等）仅四十余人，据《北齐书·源彪传》载：“齐灭，朝贵知名入周京者：度支尚书元修伯，魏文成皇帝之后……周朝授仪同大将军、载师大夫。其事行史阙，故不列于传。齐末又有并省尚书陇西辛悫、散骑常侍长乐潘子义并以才干知名。入仕周、隋，位历通显云。”[38]但以上诸人虽然“位历通显”，但均无本传，行迹也难考。如此，亡齐入周者在《隋书》中无传者不在少数，都是北齐朝贵，难道入了北周就都默默无闻？可见其必有非常原因。
《周书·萧岿传》记载：“及高祖平齐，岿朝于邺……后高祖复与之宴，齐氏故臣叱列长义亦预焉，高祖指谓岿曰：‘是登陴骂朕者也。’岿曰：‘长义未能辅桀，翻敢吠尧！’高祖大笑。”[39]这条材料足以说明入仕周、隋的亡齐故臣为世人所轻，萧岿并非北齐故臣，此语很难说是站在北齐的立场上要求叱李长叉尽忠于北齐，而应该视作士人之间普遍的看法——即应尽忠本朝。从高祖“大笑”这一反应，说明萧岿当众对叱李长叉背齐入周的指责并非禁忌，可见这是当时普遍的看法。故而《隋书》不为叱李长叉立传可能与此有关。
由这一问题切入，可进一步探讨隋唐时期山东地区的北齐旧臣与隋唐政权之间的关系。黄永年在《论北齐的文化》及《尉迟迥相州举兵事发微》两文中，也详述了北齐文化盛于北周，北周近乎夷狄的状况，且用此来解释山东士人敌视周隋政权，并以此分析山东士人在相州之乱中的表现[40]。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阐述了山东士人与关中政权的“东西旧隔”，点明了山东士人的不仕周隋与关中政权对山东士族的忌惮[41]。《旧唐书·张行成传》：“太宗尝言及山东、关中人，意有同异，行成正侍宴，跪而奏曰：‘臣闻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当以东西为限；若如是，则示人以益狭。’太宗善其言，赐名马一匹、钱十万、衣一袭。”[42]由此可见，自公元557年北齐灭亡，至太宗朝，已经超过七十年了，而山东地区与关中政权的隔阂仍旧还在，无怪乎作为北齐入仕周、隋的叱李长叉不为时人所重。
【注释】
[1]王汎森：《民国的新史学及其批评者》，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4—75、83页。
[2]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月刊》第55期，1939年8月，第6页。
[3]陈寅恪：《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0页。
[4]房鑫亮编校：《王国维书信日记》，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496页。
[5]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第165页。
[6]章太炎：《历史之重要》，《制言月刊》第55期，1939年8月，第1页。
[7]严耕望：《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3页。
[8]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72页。
[9]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0年，第1页。
[10]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12页。
[11]《旧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页。
[12]《新唐书》卷一《高祖本纪》，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3页。
[13]温大雅、韩昱撰，仇鹿鸣笺证：《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第10页。
[14]温大雅、韩昱撰，仇鹿鸣笺证：《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第14页。
[15]温大雅、韩昱撰，仇鹿鸣笺证：《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第18页。
[16]温大雅、韩昱撰，仇鹿鸣笺证：《大唐创业起居注笺证》，第18页。
[17]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74页。
[18]杜佑撰，王文锦、王永兴等点校：《通典》卷第二《食货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29页。
[19]杜佑：《杜氏通典》卷二《田制下》，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献夫刊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页四右。
[20]杜佑撰，[日]长泽规矩也、尾崎康校，韩昇译：《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版通典》第一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66页。
[21]胡如雷：《唐代均田制研究》，《历史研究》1955年第5期，第104页。
[22]王溥：《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530—1531页。
[23]《旧唐书》卷四八《食货上》，第2088页。
[24]《新唐书》卷五一《食货一》，第1342页。
[25]天一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天圣令整理课题组校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附唐令复原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54页。
[26][英]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9页。
[27]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北京：中华书局，2018年，第367页。
[28]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367—368页。
[29]黄永年：《唐史史料学》，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30][英]杜希德著，黄宝华译：《唐代官修史籍考》，第62页。
[31]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341页。
[32]王溥：《五代会要》卷一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04页。
[33]刘知幾撰，浦起龙通释：《史通》，第340—341页。
[34]赵翼著，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第411—412页。
[35]《隋书》卷二《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41—42页。
[36]《周书》卷三一《韦孝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543页。
[37]《周书》卷八《静帝纪》，第134—135页。
[38]《北齐书》卷四三《源彪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578—579页。
[39]《周书》卷四八《萧詧传附子岿传》，第864页。
[40]黄永年：《论北齐的文化》，载《文史探微——黄永年自选集》，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黄永年：《尉迟迥相州举兵事发微》，载《文史存稿》，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41]牟发松：《旧齐士人与周隋政权》，《文史》，总第62辑，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辑。
[42]《旧唐书》卷七八《张行成传》，第2703—27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