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的暗涌：长江八卦洲段内江、城防务的更迭与隐义
河流的存在和在地理时空中的延展，是对地理区域天然的划分，也是对人群生息、迁移等活动天然地控制。随着人类活动开发进程的加速，长江“南”“北”被捏紧和拆散的频率也在不断提高。当我们透过文化要素（历史典故、习语、民谣等）观察这种纠缠和对立时，便能不断感受到政治、军事地理知识对区域内河道、沙洲等自然地理要素的渗透。“桃叶渡”民谣就经历了由情歌向政治隐喻的演化，客观反映了这种“对抗”思路背后地理认识的更迭[44]。鼎革和动荡之际对抗双方尽可能地占据“天险”“地利”，发挥其在军事和文化领域的攻守作用。但在建元施政时，王朝政府就必须主动消弭这种自然和心理上的“区隔”，用传统政治理念中的“德治”“王道”一而统之。因为地利之险要终不敌人心之深刻，所以统一大江南北的政权已经不再注意城防和政权的巩固的关系，转而强调对旧制度、旧文化的辐射和改造。制度的因袭在军事建制和文化整塑的过程中，与地理的联系日渐疏远。
前文已述，元末朱元璋攻破集庆路、定都应天府后，着手调整应天府内的行政区划。这种调整的根源在于，“长江南岸一百七十余里，北岸一百五十余里，江浦浦口为近处犄角，扬州郡镇江为远处犄角。险要形势全在临江一面。”[45]而划江北二县（江浦、六合）入应天府后，“控御长策至凭江设险，所在俱有”，改变了以往“以润州、姑孰尤为要焉”的江防形势[46]。姑孰、润州指代镇江、当涂，也是南京城北环江的首尾。明初对江北二县的调整，人为破开了长江南北的区划界限，密切了南北两岸间的联系。这一举措实际上是对长江南北政权分立对抗时期，南京城自横江、白下至京口[47]的江防、城防体系的消解，也是确立首都治权、彰显统一气象的政治宣告。不过，尽管本来用以控扼南北攻战的防线遭遇政治性瓦解，但因明代倭寇盛行，该段仍作为城市防御的一部分得以保留其中大部。但到了清代，破除长江南北隔阂的要求中又增加了满汉对立的矛盾。对该段防线更彻底的政治清除，最终扭曲为驻防水师的消极避战和不务正业。这一点在清廷与太平军的对抗中暴露无遗。
八卦洲长期的聚合成型地理演变过程直接影响着人们的开发利用活动，同样作用着长江八卦洲段的航运条件。自明到清，该段之内与南岸城市防御的军事地理控扼和守御思路发生了鲜明转折。与此同时，洲城互动以及东西向的通航条件也呈现不断变化的形态。八卦洲就像一个见证者，见证城市防务思路的改变，见证旧制度的衰落和内卷。
长江八卦洲段以西的龙江关是明代兴起的造船中心和区域商业中心。龙江宝船厂毗邻草鞋峡，而八卦洲北缘以外的大江主泓就是造验舰船的中心。郑和下西洋的起航点就在此处。除了作为修造官舫的基地设置的武备守御外，该段及辐射到的下关、八卦洲江段，同样也是城市防御的重地。明代倭寇猖獗，不仅袭扰东南沿海，有时甚至溯内河而上，劫掠内地。明万历年间，兵部尚书范景文采辑朝野练军、布防、用兵的对策，考览长江下游至东南沿海的防御形势，搜集各类水道、城防地图，编成《南枢志》一百七十余卷（今存九十三卷），旨在调整巩固内河下游至沿海防御、指导将帅排兵用兵，以抵御倭寇盗匪对沿海沿河地区的袭扰。其中，《日本入犯图》扼要表现了倭寇侵扰明朝东部沿海地区的行经路线和渡口位置，其中一处即溯杨（扬）子江而上，侵扰苏州、常州等地[48]。《南直隶兵险考》载，“提督应天府军务巡抚都御史”下辖“操江都御史”，又在各处关津、港口设置把总管制军务。“上元县界七里洲、燕子矶、傅家沟、草堂寺四汛，以奇兵营左哨千总辖之……皆有巡、唬各船”，是专门守御南京城北长江江面的水军官兵。此外，从《南枢志》卷四九《江营新图·二十九》可见，在龙江关以东有焦家嘴，弘济寺至燕子矶一线以北称为“里江”。图中作出了“此处客商瓜仪镇江来者，春冬多由外江，夏秋水涨，多由里江。江形太湾，两岸独阔，贼每乘隙踵袭”的解释[49]。此处作为百货交通、商旅汇集的繁华江段，正是倭寇在夏秋季节趁水深湾阔、乘隙而犯的江防要冲。尽管倭寇乘船来往劫掠，很难威胁至城墙以内，但沿江设置的营寨，仍是南京城市防御的一项支持。
又有卷四七《南京郊营伏场图考》布置江防：
十三号伏场燕子矶前约有居民三百余家。正东二里至徐道庄，正南近观音门，东西北三面滨临大江，通瓜、仪、镇江一带，总要水路。此处最为险要，应设伏兵一营，拒截大江来寇，以守观音门城。
……
下江：官军一百员名，巡沙船五双，梭船二双，军人四名。所管江面上至草鞋夹，下至唐家渡。驻札观音港；上新河：官军六十员名，巡沙船三双，梭船二双，军人四名。所管江面上至大胜关，下至草鞋夹。住札本河[50]。
此外，文献中提出“守占高山，以逸待劳”强调占据江岸低山设置伏兵，配合水军部队进行抵抗的战法，也是审视地利形势，结合实际经验得到的地理认知。《南枢志》集中搜集明末士大夫群体针对倭寇之祸，要求加强沿海沿江防务的陈情和倡议。在综合前代政治思路、地理认识和防御经验后，志书复杂而详尽地提出了应对之策。这些策论已经不是简简单单聊备查考、拾遗补缺的知识手册，其形成过程则是知识人群体敏感于社会形势的变化，主动发起的知识更新。
直至清中期，江宁府的江防仍保留着明代的紧要形势。一方面是对明末倭寇水盗的提防，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江南财赋漕粮的护卫保障，巩固清政权在江南地方的统治。据《江南通志》记载，雍正五年“兵部议江宁地方控江连海，设立水师，甚有裨益。应将江宁满洲、蒙古官兵按照天津水师例，设立水师。其江宁驻防八旗满洲防古兵马四千名，应选年力精壮者，拨一千名设为水师，派协领四员、佐领、防御、骁骑校各十二员，管辖每年春秋在大江学习操练。”此外，还调选镇江将军辖内水军教习、唬船、大炮等人才武备助建江宁水师[51]。由此可见，江宁水师初设时拣选八旗兵种精干将士，武备一应拱卫京师的天津水师设置，可见清政府重视程度之高。但水师春秋操练、检阅逐渐流于浮弊，八旗生计成为江宁水师难以保证军队质量和战斗力的大难题。八卦洲于乾隆年间购置成为旗产，弥补旗兵子弟薪柴生计，但终因经营不善，转包民人经营[52]。
清晚期的太平天国运动是扫荡王朝秩序的狂风巨潮。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江宁，改江宁为天京，定都于此。太平天国已成清廷腹心之患。奉咸丰皇帝命驰援的绿营军分别驻扎孝陵卫和扬州地区的江南、江北大营，形势上互成掎角，一面藩屏苏杭漕粮命脉，一面夹逼驻扎天京的太平军。而太平军的布防除围绕城池驻守设卡外，于城北大江九洑洲、下关、草鞋峡一带驻扎兵船，切断长江南京段上下间的联系。九洑洲是当时下关至草鞋峡江面上靠近北岸的一个小沙洲，完全处在太平军的控制之下，以扼守下关江面南北、东西往来的航道，称为天京水路锁钥。《清史稿》卷四九二《蔡应龙传》载，“（咸丰）四年……五月……时贼船麇集于江北七里洲[53]，应龙驾小船入，潜薄北岸，射火箭毁其船二十，而大队贼船适至，应龙舍舟陆战，燃炮击沉贼船数只。……十月，贼造木排，上施木城，列巨炮，沿南岸下驶，至八卦洲搁浅。应龙夜发火烧之，贼争赴水死。”[54]可见太平军在控制江宁城及下关、九洑洲一带，巩固城防以后，自下关顺流而下，意欲沿途控制八卦洲，但遭袭败退，又在九洑洲与清军展开攻防。此番争夺之后，太平军和清军都未形成对八卦洲的实际控制。
同书《温绍原传》载，“（咸丰）四年，贼屯九洑洲，结排置炮，翼以战舰，顺流下，至八卦洲”。而“绍原夜以小舟袭之，纵火焚排几尽，偕总兵武庆、江浦知县曾勉礼，分路进攻九洑洲。”同样记载了江宁遭破之初，江北城防的攻守交锋[55]。天京事变之后，太平天国分崩离析，八卦洲段一线事关封锁天京的大战一触即发。“（同治）二年，（彭玉麟）与杨岳斌合兵攻九洑洲。贼于洲筑垒数十，外作大城，众舟环之，与江宁相犄角；而拦江矶、草鞋峡、七里洲、燕子矶、中关、下关皆贼屯。”[56]而《彭玉麟传》所载太平军的江北城防设置集中在八卦洲段段首，比初破江宁时，对沙洲和水域的控制防卫能力已经大大增强。此时太平军的驻防军士，联结了九洑洲、江宁城、七里洲三点与中关、下关、草鞋峡三条水道，筑城建垒，遥为呼应，扼守天京江北水路并保护往来运输粮草和人员的通道，以求反制清军江南、江北大营的夹逼之势。但清军将水路、陆路兵船人马各分三路，向下关、草鞋峡、燕子矶分别出击破敌后，再合围进攻九洑洲，最终大败太平军，封锁天京来往水道，奠定了攻破天京的基础[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