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指导学生学习写作是高校教师的一项基本职责，批改学生各类习作，小到课程论文，大到毕业论文，是高校教师的日常。高校历史学教育当然不可能将每位同学培养成为史学研究者，但我们还是希望通过四年的学习与训练，学生能够有基本的专业素养。具体到历史学科特别是中国古代史学科，这就包括有初步的搜集史料能力，对史料层次有基本概念，进而能做一些初步考证和分析，厘清与前人成果的关系，表述规范。不过几年来指导毕业论文，深感离上述目标的差距不小。对学科本就兴趣不大的同学不论，指导的其中一个尚有兴趣也还认真的同学，尤觉如此。

有位同学的论文是关于明代科举，文中提到宣德元年顺天府未开乡试，证据是两条：王世贞《弇山堂别集》卷八一：“宣德元年丙午……上亲征汉王，顺天不及试。”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一四《征叛王废乡试》也说：“宣德元年丙午科，顺天当乡试，以上亲征汉王高煦，不及开闱，此亦创见事也……补否不可考。”我在批改时要他再查，因为乡试是关乎士子命运的大事，即使当年确有大事耽搁，也一定会补考，绝不会不开科。而且科举是大事，延期一定会在《实录》中有记载。这位同学回复，又查到张宏道《皇明三元考》、涂山《明政统宗》、查继佐《罪惟录》也有相同的记载，王世贞说应可信。我又回复，大意说王世贞虽是史学名家，但他生活的时代距离宣德元年已有百数十年，记事未必可靠。涂山、沈德符等都在王世贞后，查继佐更晚至清初，他们的史源很可能就是《弇山堂别集》，因此不能用来佐证王世贞说。学生很无奈，只得说不知如何解决。我提供了两个思路：一是查《明实录》宣德元年（1426）记事有任命顺天府乡试考官的记录，这两位考官有无文集，明人文集常有各类考试录序跋，特别是其主持的各级考试，可查这两位考官文集中是否有本年乡试录序。二是各科举人名录虽然没有完整统计，但历科进士有，可查宣德二年进士名录，如有宣德元年顺天乡试举人，亦可解决。后这位同学果然查到宣德元年顺天乡试主考王直《抑庵文后集》卷一三《北京乡试小录序》：“今宣德元年，实当宾兴之岁，北京行部尚书臣友直、侍郎臣昶恭循故事，合太学及圻内之士试之，而以考试官为请。皇帝命臣直、臣钰，……时就试者九百余人，拔其尤者五十人而进之。”由此可证王世贞以降的说法全属想当然。事后我又翻检前人有无指摘过这个错误，查到陈文新等主编《明代科举与文学编年》已指正，依据即王直的乡试录序（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2页）。

导致错误出现的原因：一是看到白纸黑字就本能相信，无史料辨析意识；二是无史料层次概念，不懂得史源相同的史料不能互为佐证；三是对史料分布不熟悉，问题提出后不知道如何解决。这应该是个普遍问题。

事后反思，这可能也不单是学生的问题，我们的教学可能也要负一部分责任。据我有限的见闻，历史学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大体有几种：或是基本史实；或是研究现状，尤其是前辈大家的核心观点，如果这是讲授者的研究领域，一般会附上自己见解，可能还会展示史料依据；或是讲授者的研究成果，叙述自己的问题由来、研究思路，展示核心的正反史料，辩驳反方，支持正方，得出结论。这些内容当然很重要，但对听讲的同学来说，仍然主要是听了结论。即使缕述研究经过，提供观察视角，加意引导，由于史料已由授课者提供，听讲者终究不知道如何史料从何而来，去哪里找，仍然不会进行最简单的研究。因此现下不少受过四年本科史学教育的毕业生可能装了满脑子“古史辨”“关陇集团”“过密化”等等中外各种理论概念，但要他们自己动手去解决一个问题时，可能茫然无措，更不要说能提出一个有价值的具体问题。他们可能在课堂上也听说过“一手史料”“二手史料”这类提法，在那个具体的场景下他们也分得清“原始”“二手”的区别，但终究隔着一层甚至几层，一到自己处理时即无意识。历史学毕竟是一门实操性、经验性很强的学科，非经若干实践不可，“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而我们的课程很难为其提供实操经验和切实指导，所以我想要使学生有上述基础学科素养，开设一门练习课可能用处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