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司卫所系统的军器制造
在明太祖看来，由卫所成造军器在某种意义上属于“劳民”之举。洪武十五年（1382），广州左卫曾奏请造兵器以御倭，但明太祖却答复，“兵以卫民，今欲御寇而以兵器役民，是民未被寇先有劳费，非所以安之也。自今天下卫所兵器有缺，宜以军匠付布政司，听其置局，以民匠相参造之，毋令卫所造作劳民”[30]。可见在明太祖本来的设想当中，司府州县才应当是军器制造的主要单位。因而在洪武二十二年（1389）以前，明廷对地方军器制造体系的整顿基本上局限于府州县系统，较少涉及卫所，诸卫所是否设局则情况不一。
迟至洪武二十二年（1389），明太祖始令各卫所自行设立军器局[31]，但其所造，“止是各照原额旗军若干，额造盔甲枪刀弓箭若干，给与披执。缺欠损坏者，每年查数补造”[32]，从而基本保证军伍内部器械的必要补充及日常维护。在明朝前期，地方卫所成造军器虽然须经过层层审核，最终经过五军都督府的批准才能执行，“凡在外都司卫所，遇有造作，千户所移文达卫，卫达都指挥使司，司达五军都督府，奏准方许兴造”[33]，但仍然保留了一定的自主性。正统初年，巡按御史李果上疏说：
成造军器，各处卫所官吏视为泛常，甚至有恣肆贪婪、侵克物料者。夫物料皆民所出，倍取诸民而苟于成造，则兵无实用，民遭横毒。况各卫军器初无定数，任其自造，军匠与物料众者，军器反寡。乞敕该部于天下卫所，量其军匠多寡，定与物料则例，使各如数造之，其收造放支仍置簿书备查，岁终类册奏缴，庶革弊利民[34]。
可见从洪武二十二年直至正统初年，明廷都没有对地方卫所制造军器的数目做出统一的要求，而是将权力完全下放到了卫所，后来也仅规定地方成造完毕后应按时向中央报备。正统四年（1439），明廷令“各卫所月具所造军器数以报”，后因铜鼓、五开、偏桥等卫地处偏远，遂从湖广都司之请，允其“岁终一报”[35]。
李果的建议得到了明廷的批准，但受限于史料的缺失，明朝政府在此以后做出了怎样的调整，已是不得而知。景泰二年（1451），明廷对天下各卫所都规定了一定数额的成造任务，“每卫岁造军器一百六十副，每所四十副”[36]。所谓“副”是若干军器的合计单位，每副一般包括“盔、甲、腰刀各一件，弓一张，弦二条，箭三十枝，撒袋一副，铳箭五枝”，每两副还须加团牌一面、长枪一根，后团牌改为长牌、长枪改为斩马刀[37]，但在地方实践中则未必能完全照此执行[38]。
明制，“凡军卫衙门派造军器各有定额，逐年起解，运赴京师，输之武库，以备军旅之用”[39]。弘治年间，明廷以景泰朝所定成造指标为准，规定浙江等腹里地区的卫所每年都须解送军器进京。对于陕西等边远地区，明廷则特许当地卫所岁造军器可以尽数存留本地给军[40]。至万历朝，明朝为每个卫所都单独确立了造解数额，不再拘于景泰年间的僵化规定，同一地区即便规模相同的卫所，它们所需承担的额度也可能有所不同。以福建为例，按照《明会典》的记载，万历年间镇东等三卫每年各须解100副，福宁等十二卫每年各须解80副，镇海卫每年只须解60副[41]。若仅从卫所编制来看，镇东卫、福宁卫以及镇海卫俱下辖7所[42]，但它们所成造的数额却完全不同。兹以两朝《明会典》所见整理如下表：
表2 《会典》所记弘治、万历年间部分都司造解军器数额表（单位：副）[43]
对于《明会典》所记载的这些数目应如何理解，学界尚存在争议。张德信将之视为地方各卫所成造军器的全部数目[44]，王兆春则主张《明会典》所记乃是各都司上交军器的副数，在此以外各都司每年还会制造本地所需军器[45]。实际上正如崔瑞德（Denis Twitchett）所指出的那样，明代“地方分权延及到具体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等方面，各地情况更为复杂”，“已经不可能再简单地对明帝国作出总体上的概括”[46]，在军器成造方面同样也是如此。据正德《漳州府志》记载，漳州卫确如王兆春所言，专门拨出经费成造“镇库军器”[47]，甚至比解京军器更为实用[48]，嘉靖时江西袁州、赣州等卫也存有一定数目的“岁造贮库”军器[49]，但与其处于同一时代的滁州卫，情况却大为不同。嘉靖初年，王邦瑞出任滁州知州[50]，他在为重修滁州卫军器库所作的记中这样记载：
滁州城中西北隅，旧有滁州卫军器库云。予初视滁，求其故不得。召耆老而问之，或曰国初时遗器也，库而藏之；或曰卫岁造也，藏之以豫，罔适主……乃会蔡指挥勋同视，得军器数若干。间阅枪箭，或书纪年，远之则有宣德四年造者，近之则有成化十三年造者，然后知为岁造无疑也。盖卫中每岁必造军器，弘治以前则存贮各境，即此是也，继后定运京之制，故无贮焉[51]。
由此，滁州卫在完成明廷规定的造解任务以外，已不再从事额外的军器生产。从各地方志保留下的记录来看，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对于卫所军士而言，应付朝廷明文规定的造解差事已殊为不易，更不必说成造额外的器械，而且腹里地区社会秩序总体稳定，对于军器的需求较小。总之，在经历了景泰、天顺、成化三朝统一规定卫所军器生产规模以后，明朝又部分恢复了地方卫所在制造军器方面的自主权，但此时已无大规模战事，多数卫所并未额外成造。
每当地方被灾或因各种原因无力承担成造任务时，明廷还会酌情调整，准许当地卫所暂时停造，待日后补还[52]。明廷也会主动对各卫造解数目进行变动，这就使得各处成造数额与《明会典》所列往往不完全一致。这不仅导致了军器征解的混乱，而且也为朝廷的加征创造了可乘之机，所以地方政府对此颇有意见。崇祯年间，江西巡按御史王万象即奏称：
查《会典》开载江省三卫十一所，岁额军器四百六十副，后又增九江卫一百六十副，则《会典》所不载者也。又查《会典》开载江省岁额弓二万五千八百七十三张、箭一十九万八千八百七十九枝、弦一十三万二千零八条，此皆炳如日星、班班可考，而历年以来多寡之数各有不同，增减之故，茫无可稽。臣等查阅今次部文，未开盔若干项、甲若干件、刀若干把、弓若干张、箭若干枝、弦若干条，该司无凭遵造。窃觇皇上政先法祖，每事必讨旧章而恢复之，则新颁军器之数，乞敕该部复议，奉《会典》而定画一，永示遵守，俾臣等檄行该司，遵照确数督造解纳可也[53]。
可见正是由于历年造解数目增减不定，使得工部实际下达的指标与地方引以为据的《会典》出现了分歧，加重了地方的负担。对此问题，《临山卫志》的作者即曾论述道，“今以军需定例开列于后，俾官知用之者有定额，而不容于过取；军知供之者有定数，而不虑其过多，庶公务得以举行而卒伍不至于贫困”[54]。
总体而言，通过这一体系，明朝在全国范围内普遍设立了军器制造机构，这对于明朝政府调配地方资源以加强军事建设，以此充分保证各地军器的有效供应，无疑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各腹里地区的司府州县、都司卫所岁造军器需要解送进京，则有利于保持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国家建都燕京，各省直岁造军器辇致内库，凡为强干计也”[55]，对于维护明朝统治的稳定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至于边疆地区的卫所，因军事压力较重，明廷则准许将岁造军器留存地方，正如申时行所指出的那样，“军器局造就物产之便，免转运之艰，且损原数以求实用，省查盘以息烦扰，此边方至计也”[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