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与余论
根据上述讨论，我们认为在辽上京城市形态的历时性演变过程当中，其方位格局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变化。从辽上京预谋修建到神册三年辽上京城市格局初步形成，辽上京呈现出强烈的东向格局特征，其城郭、建筑与道路多东向，并形成以皇城东门、宫城东门及宫城内宫室建筑为关键点的东向轴线。随着契丹政权形式与性质上的中原化，在上述东向格局的基础之上，辽上京的城市形态呈现出诸多新的变化，以特征性建筑上的方位表达为代表，南向格局形制的大量出现，呈现出对既有东向格局的突破与消解。因此，辽上京的城市格局问题并非是一个简单的“坐西朝东”还是“坐南朝北”的问题，其格局的历时性动态变化，不单单在空间表达上使辽上京的空间安排呈现出某种复杂性，更以上述过程作为表征，反映出辽人在上述时空环境下的方位观念之变化。
辽初上京东向格局的形成，某种程度上体现着契丹政权在权力表达的过程中，试图对不同族群进行整合时所产生的冲突现象。根据相关记载来看，“劫掠—安置”模式并不能使劫掠而得的定居人口在契丹部族的政权结构中得到有效之整合，因此双向性统治宣誓手段的出现便成为此时契丹政权在权力运作当中的突出特点。从此时辽上京的实际格局来看，营建城郭宫室是出于向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定居者表达权威的需要；而屋门东向，则应和了向漠北游牧部族展示权威的需求。因此，辽上京早期的东向型城市形态并非仅仅是契丹民族与宗教文化传统的外在表达，而是上述话语、权威的根本性冲突下的一种“妥协式的平衡”。
辽中期上京格局的新变化，意味着辽政权体系内上述平衡性的破坏与冲突的加剧。“妥协式的平衡”剥夺了任何一种“文明话语”在政权中的垄断可能，而渤海、燕云十六州等带有浓厚中原文明色彩地区的纳入，造成了权威表达的严重失衡，辽政权被迫以更加偏向中原文化的话语进行权力的表达。从此时辽上京实际格局出现的新变化来看，“汉制”“礼仪”等中原文明语境下的概念成为新建筑营建的重要参考因素，平衡下的混合式城市格局以“多元形态”的面貌呈现出实质性的消解。其在政治维度上的表现便是混合式政治体制的消解与双轨制政治体制的成熟：“四时捺钵”与“五京制”、“北面官”与“南面官”[120]，其核心便是冲突下所形成的另一种“动态平衡”。
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便是“权力”同“城市”的关系，权力因素常常伴随着城市的规划、建设、发展、衰落与废弃，在城市的整个生命周期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夯土城墙、宫殿基址与周遭的高规格墓葬，均是自新石器时代始城市遗迹中的重要元素。春秋战国以来，文献中可考的礼仪性建筑、礼制性布局与礼俗性活动勾勒出以权力为核心的城市生态的巨大图景：权力网络下的礼仪、社会交往与社会行为；话语体系中的个体—空间互动、空间认知与空间安排；建筑、个体同政治的内在关联性——这样的图景究竟以何种形式展开？其互动又以何种形式发生与完成？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实例性研究以补全这张宏大的拼图。
因此，在考证辽上京城市形态变化的基础之上，我们希望上述考察能够对探索由城市形态进一步认识中国古代城市同权力因素间的关联起到一定的帮助。
【注释】
[1]本文撰于2018年，曾提交2018年7月吉林大学、赤峰学院等共同举办的“第三届赤峰考古论坛”与2018年8月首都师范大学举办的“首都师范大学第八届史学论坛”。
[2]关于影响中国古代王朝都城形制因素的研究，可参见董鉴泓：《中国城市建设史》，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许宏：《先秦城市考古学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等城市史方面的著作。近年来国内城市形态同权力因素关联性的研究主要有鲁西奇、马剑：《空间与权力：中国古代城市形态与空间结构的政治文化内涵》，《江汉论坛》2009年第4期，第81—88页；成一农：《中国古代地方城市形态研究现状评述》，《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1期，第145—172页；刘耀春：《意大利城市政治体制与权力空间的演变（1000—1600）》，《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185—203页；张萍：《古代城市形态研究的两个维度》，《历史研究》2014年第6期，第32—35页。
[3]关于近年辽上京之研究，主要有王德忠：《论辽朝五京的城市功能》，《北方文物》2002年第1期，第77—81页；董新林：《辽上京城址的发现和研究述论》，《北方文物》2006年第3期，第23—31页；韩光辉、林玉军、王长松：《宋辽金元建制城市的出现与城市体系的形成》，《历史研究》2007年第4期，第42—62页；陈章龙：《辽上京城“两城制”的探讨》，《辽金历史与考古》（第一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36—242页；李冬楠：《辽代都城研究中的几个问题》，《齐鲁学刊》2009年第3期，第50—53页；肖爱民：《辽上京的历史地位及其建筑所反映的诸社会现象》，《宋史研究论丛》（第11辑），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78—190页；任爱君：《辽上京皇城西山坡建筑群落的属性及其功能》，《北方文物》2010年第2期，第91—95页；武田和哉：《契丹、辽都城的形制变化和特征》，《东北亚古代聚落与城市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319—332页。
[4]《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标点本，第496—497页。
[5]《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500页。该条记载在“祖州天成军”下，关于何为“世没里”，杨军在《牧场与契丹人的政治》中有着比较详尽的讨论。（杨军：《牧场与契丹人的政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第1—5页），在上述观点及后文关于“西楼”之讨论的基础之上，笔者认为“本辽右八部世没里地”述西楼之故，而辽上京亦属西楼，因此辽上京原为“辽右八部世没里地”。
[6]《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12页。
[7]根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在辽太宗“诏以皇都为上京”前即改元会同。
[8]《辽史》卷四《太宗本纪》，第49页。
[9]《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标点本，第2132页。
[10]《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505页。
[11]《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2页。
[12]《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2页。
[13]关于头下军州制度的相关研究，可以参见张博泉：《辽金“二税户”研究》，《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120—129页；李锡厚：《头下与辽金“二税户”》，《文史》第38辑，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9—96页；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86—101页。
[14]《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506页。
[15]《辽史》卷一一〇《萧陶苏斡列传》，第1580页。
[16]《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501页。
[17]《新五代史》卷七二《四夷附录》，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标点本，第1002页。
[18]《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第2132页。杨军认为，该句中“邑”字应断至下句，参见杨军：《契丹“四楼”别议》，《历史研究》2010年第4期，第171—179页。
[19]《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6—497页。
[20]《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8页。
[21]《资治通鉴》卷二六九引《虏廷杂记》，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8929页。
[22]《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〇天圣九年六月己卯条引《实录》，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标点本，第2561页。
[23]参见王树民：《略论契丹建国初期营建的四楼》，《文史》第16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99—103页；任爱君：《契丹四楼源流说》，《历史研究》1996年第6期，第35—49页；陈晓伟：《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历史研究》2016年第6期，第16—33页。
[24]参见杨军：《契丹“四楼”别议》。
[25]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二二《上京四面诸州·上京》，《中国兵书集成》第4册，北京：解放军出版社、沈阳：辽沈书社，1992年，第1113—1114页。
[26]参见《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第2132页。
[27]曾公亮、丁度：《武经总要》前集卷二二《上京四面诸州·上京》，《中国兵书集成》第4册，第1116页。
[28]《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500页。
[29]《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6页。
[30]胡峤：《胡峤陷虏记》，赵永春：《奉使辽金行程录》（增订本），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9页。
[31]岳珂：《桯史》卷五《赵良嗣随军诗》，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63页。
[32]参见关树东：《辽朝州县制度中的“道”“路”问题探研》，《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2期，第129—143页；傅林祥：《辽朝州县制度新探》，《历史地理》第二十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83—89页。
[33]《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500页。
[34]与此类似的是，《辽史·地理志》记载降圣州“本大部落东楼之地，太祖春月行帐多至于此”（《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505页），又记龙化州“契丹始祖奇首可汗居此，称龙庭。太祖于此建东楼”（《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505页），则可知降圣、龙化二州均属东楼。上述材料亦可佐证上文“‘四楼’似乎同辽初的某种行政区划制度相关，或者可能为阿保机所置的某种地理区域概念”之观点。
[35]《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4页。
[36]《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7页。
[37]《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10页。
[38]《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9页。
[39]《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6页。
[40]《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8页。
[41]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内蒙古辽上京遗址探微》，《中国文化报》2013年6月7日，第4版。
[42]《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6—497页。
[43]《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8页。
[44]由“谓之龙眉宫”看，“龙眉宫”亦有可能只是地名而已。
[45]《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10页。
[46]《辽史》卷七四《康默记传》，第1356页。
[47]《辽史》卷七四《康默记传》，第1356页。
[48]《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10—11页。
[49]《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12页。
[50]《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13页。
[51]《旧五代史》卷一三七《外国列传》，第2132页。
[52]《辽史》卷四五《百官志一》，第800页。
[53]《辽史》卷一一六《国语解》，第1698页。
[54]董新林、陈永志、汪盈等：《辽上京城遗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乾德门遗址》，《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20日，第8版。
[55]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6日，第8版。
[56]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2013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4年2月14日，第8版。
[57]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17年第1期，第3—8页。
[5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左利军、肖淮雁、李春雷：《考古发掘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形制和规模》，《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30日，第8版。
[5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2017年第6期，第3—27页。
[6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61]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6日，第8版。
[6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6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考古》2013年第1期，第3—6页。
[64]《辽史》卷一《太祖本纪》，第12页。
[65]《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8页。
[66]“郛郭”常指外城，亦泛指城郭。
[67]《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9页。
[68]董新林、陈永志、汪盈等：《辽上京城遗址首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乾德门遗址》，《中国文物报》2012年1月20日，第8版。
[69]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6日，第8版。
[70]《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9页。
[71]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2013辽上京皇城遗址考古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中国文物报》2014年2月14日，第8版。
[7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73]《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9页。
[74]《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9页。
[7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左利军、肖淮雁、李春雷：《考古发掘首次确认辽上京宫城形制和规模》，《中国文物报》2015年1月30日，第8版。
[76]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
[77]《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8页。
[78]《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引《薛映记》，第500页。
[79]董新林、陈永志、汪盈、肖淮雁、左利军：《辽上京城址首次确认曾有东向轴线》，《中国文物报》2016年5月6日第8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80]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遗址考古获重大发现》。
[81]《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6—497页。
[82]《辽史》卷二《太祖本纪》，第24页。
[83]《辽史》卷四《太宗本纪》，第49页。
[84]《辽史》卷四《太宗本纪》，第65页。
[85]《辽史》卷四《太宗本纪》，第64页。
[86]《辽史》卷一四《圣宗本纪》，第175页。
[87]可参见漆侠：《从对〈辽史〉列传的分析看辽国家体制》，《历史研究》1994年第1期，第75—88页。
[88]《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6页。
[89]《辽史》卷四《太宗本纪》，第49页。
[90]《辽史》卷一四《圣宗本纪》，第177页。
[91]《辽史》卷一九《兴宗本纪》，第264页。
[92]《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6页。
[93]《创建静安寺碑铭》，《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60页。
[94]《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9页。
[95]《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9页。
[96]参见《宋史》卷八五《地理志一》，第2097页。
[97]《咸淳临安志》卷一《行在所录·宫阙一》，《宋元方志丛刊本》，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3258页。
[98]《明史》卷六八《舆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667页。案：《明史·地理志》中的记载同此处不同，为：“……亦曰紫禁城，门六：正南曰午门，左曰左掖，右曰右掖，东曰东安，西曰西安，北曰北安。宫城之外门六：正南曰洪武，东曰长安左，西曰长安右，东之北曰东华，西之北曰西华，北曰玄武。”叶骁军曾对此问题进行过考证，参见叶骁军：《南京明宫城门名考辨》，《中国古都研究（第二辑）——中国古都学会第二届年会论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3—207页。
[99]叶骁军：《南京明宫城门名考辨》引《明实录·太宗实录》，第206页。
[100]《辽史》卷四《太宗本纪》，第48—49页。
[10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10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
[10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城墙2014年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12期，第78—97页。
[10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宫城东门遗址发掘简报》。
[105]《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第546页。
[106]邱静、王义晶：《契丹皇都“辽上京”遗址考古有重大发现》，《赤峰日报》2017年11月4日，第1版。
[107]《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8页。
[108]《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9页。
[109]《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第499页。
[110]《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引《薛映记》，第500页。
[111]叶隆礼：《契丹国志》卷二二《州县载记·四京本末》引《契丹图志》，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241页。
[112]《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第545—546页。
[113]《王说墓志》，《辽代石刻文编》，第131页。
[114]《旧唐书》卷六《则天皇后本纪》，载：“改东都为神都，又改尚书省及诸司官名。”中华书局，1975年，第117页。
[115]《辽史》卷三九《地理志三》引《上契丹事》，第549页。
[116]辽中京发掘委员会：《辽中京城址发掘的重要收获》，《文物》1961年第9期，第34—40页。
[117]路振：《乘轺录》，《奉使辽金行程录》，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3—24页。
[118]《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引《薛映记》，第500页。
[119]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第二工作队、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董新林、陈永志、汪盈：《内蒙古辽上京遗址探微》，《中国文化报》2013年6月7日，第4版。等。
[120]参见陈晓伟：《捺钵与行国政治中心论——辽初“四楼”问题真相发覆》；尤李：《辽金元捺钵研究评述》，《中国史研究动态》2005年第2期，第9—16页；傅林祥：《辽朝州县制度新探》；李大龙：《多民族国家建构视野下的游牧与农耕族群互动研究——宋金时期游牧行国体制与王朝藩属的第二次对峙和重组》，《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89—105页；杨军：《辽朝南面官研究——以碑刻资料为中心》，《史学集刊》2013年第3期，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