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淮南地方社会
《北齐书》卷四三《李稚廉传》：
天保初，除安南将军、太原郡守。显祖尝召见，问以治方，语及政刑宽猛，帝意深文峻法，（李）稚廉固以为非，帝意不悦[44]。
这则材料再次证明，文宣帝高洋理想的统治方针是“深文峻法”而非“绥抚”。高洋“绥抚”淮南，只是出于淮南地区特殊性的现实政治考量。
《北史》卷八六《苏琼传》：
皇建中，赐爵安定县男、徐州行台左丞，行徐州事。……旧制，以淮禁不听商贩辄度[45]。
案，“皇建”为孝昭帝高演年号，此处“旧制”当指天保年间前后之制。“淮禁”反映出淮河两岸的交流被有意隔断，虽然天保年间的“绥抚”政策暂时安定淮南，但北齐统治者依然对淮南民众有所提防。
《北齐书》卷四二《卢潜传》：
（卢）潜随事抚慰，兼行权略，故得宁靖。武平三年，征为五兵尚书。……潜叹曰：“正恐不久复来耳。”至邺未几，陈将吴明彻渡江侵掠，复以潜为扬州道行台尚书[46]。
案，陈将吴明彻北伐在武平四年（573）五月。陈伐齐之议，不当早于武平二年四月连齐伐周的计划被北齐拒绝之前[47]，至早也当在陈太建四年（572）八月“周遣使来聘”之时[48]。且直到武平四年正月，齐陈之间依然保持外交往来[49]，所以卢潜离任之时，似乎不太可能预料到陈人即将北伐。其“正恐不久复来”之叹，应是针对淮南内部状况而言。
以上三则史料提示我们，由于内部原因，淮南地区似乎一直未被北齐纳入有效治理之中。“绥抚”政策是不得已之举，且只可得暂时之安定，淮南始终存在离心倾向。北齐政权无法在此地立足，除了后期的恩倖政治及苛政之外，或许还有需要从淮南社会内部来寻找的深刻原因。
淮南地区作为南北对峙的要冲，向来是北来流民的集中之地。以江淮流民集团构成的“江淮剽勇”更是被视为天下精兵。正所谓“江淮兵劲，其锋难当”[50]。众所周知，东晋北府兵就是由江淮流民构成的武装力量，谢玄以其力克前秦，救江左于危殆。此外，宋齐之际的淮阴集团亦以江淮流民武装为核心组成，萧道成因之以成帝业。
南北朝末期，北方政局动荡，不少流民南下滞留江淮之间。另外，南朝由于货币二重构造的问题，也有大量农民流亡[51]。流民数量增加，江淮流民似有复兴之势。《北齐书》卷三二《王琳传》：“孝昭帝（高演）遣琳出合肥，鸠集义故，更图进取。琳乃缮舰，分遣招募，淮南伧楚，皆愿勠力。”[52]孝昭帝时王琳依然能在淮南招募“伧楚”组建兵团，可以想见，北齐时期，淮南地区依然存在大量流民。虽然我们无法判断流民在淮南民众中占比如何，但可以推测，“绥抚”政策很大程度上正是出于安抚这些“淮南伧楚”的需要。
不过，江淮流民在政治上没有独立性，往往只有在豪族统领下才能发挥其政治作用。在南朝齐梁时期，在淮南具有统领民众作用的豪族是以寿春为中心的豫州豪族。韩树峰先生在《南北朝时期淮汉迤北的边境豪族》一书中，对南朝宋、齐、梁三代政权中，活动于淮南豫州地区[53]的北来豪族做过精彩的研究。韩先生通过梳理以裴、皇甫、夏侯、郑、柳等大姓为代表的豫州豪族在南北对峙格局下的兴替，分析了豫州豪族集团招徕、安抚、统领江淮流民的历史作用以及对南北政治所产生的影响[54]。不过，韩先生的研究主要着眼于豫州豪族在南朝政局中的作用以及其作为边境豪族“可南可北”的特殊性，对于豫州豪族在北朝政治尤其是北齐政治中的动向缺乏考察。由于卷入侯景之乱，豫州豪族遭遇重创，其影响力骤然下降。不过，豫州豪族的身影在北齐政权中依然若隐若现。寿春是淮南重心，豫州豪族集团又是对淮南地区影响最大的豪族势力，其在北齐政权中的动向为我们思考北齐国家与淮南地方势力的关系提供了极好视角。
北齐政权借鉴南朝经验，以豫州豪族人物经略淮南地区，这在《北齐书》中是可以找到一些个案的。其中最为典型的是裴英起。裴英起“其先晋末渡淮，寓居淮南之寿阳县”[55]，当属豫州豪族人物无疑。天保六年（557），“显祖诏立（萧渊）明为梁主。……侍中裴英起卫送明入建邺，遂称尊号”[56]。萧渊明在给王僧辩书中称：“裴侍中英起，淮南贵族，兼事戎行。……江淮旧隶，悉已招携，方禀英谟，共翦雠难。”[57]显然，萧渊明是利用裴英起在淮南地区的影响迫使王僧辩纳己为梁主。天保七年，裴英起又同萧轨、李希光、东方老、王敬宝率步骑数万渡江讨伐陈霸先。需要注意的是，北齐五将“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为军司，萧轨与希光并为都督，军中抗礼，不相服御，竞说谋略，动必乖张”，以至于“将帅俱死，士卒得还者十二三，所没器械军资不可胜纪”[58]。这反映出，文宣帝高洋在用裴英起经略江淮地区的同时，有意以诸将相互掣肘。这种对豫州豪族极力提防的态度，已经与南朝齐、梁时代豫州豪族被委以统兵重任的情形大不相同。
除此之外，北齐政权中可能出自豫州豪族的人物还有皇甫和。《北齐书》卷三五《皇甫和传》：
皇甫和，字长谐，安定朝那人，其先因官寓居汉中。祖澄，南齐秦、梁二州刺史。父徽，字子玄，梁安定、略阳二郡守。魏正始二年，随其妻父夏侯道迁入魏，……和十一而孤，母夏侯氏，才明有礼则，亲授以经书。及长，深沉有雅量，尤明礼仪，宗亲吉凶，多相咨访。卒于济阴太守[59]。
皇甫和祖先寓居南朝，《北齐书》虽言“其先因官寓居汉中”，但却未说从何处迁徙至汉中。韩树峰先生推测，“皇甫徽应该就是出自豫州”[60]。另外，皇甫徽妻父夏侯道迁“随裴叔业至寿春，为南谯太守”，且与裴氏“为姻好”；北归后又“随王肃至寿春，遣道迁守合肥”[61]，可见夏侯道迁长期活动于以寿春为中心的淮南地区，且于豫州豪族裴氏存在姻亲关系，故其应当出自于从谯国徙居豫州的豪族夏侯氏。考虑到此皇甫家族与夏侯氏也存在姻亲关系，故皇甫和亦应当出自豫州豪族皇甫氏。《魏书》卷七一《皇甫徽传》：“（皇甫徽）子和，武定末，司空司马。”[62]案，武定为东魏孝静帝最后一个年号，故皇甫和卒于济阴太守时应当已入北齐。济阴在济水之南，属河南淮北之地，可见北齐政权似乎有意隔断豫州豪族人物与淮南地区的联系，这与梁朝廷以豫州豪族治理豫州；北魏以豫州豪族人物任南境诸州地方官的情形已大不相同。要之，零星的豫州豪族人物在北齐政权中，受到国家力量的有意排挤与提防。一方面，豫州豪族对淮南地区还有或多或少的影响，这被北齐政权所利用；另一方面，我们再也见不到豫州豪族或是其他地方豪族集团能在淮南地区发挥治理民众、统民作战的作用。在南梁时期，梁武帝“以豫州豪族为主北伐豫州，又以其来治理豫州”[63]。换言之，在江左政权中，地方豪族充当了国家政权与民众之间“中间人”的角色，国家无法越过豪族直接实现对民众的控制。但是，淮南地区由豪族统领民众的社会结构在北齐时代受到了国家力量的强力压制。
不过，由于豪族统领民众的强大历史惯性，北齐需要以既没有强大地方宗族基础，又能统领江淮流民的人物从军事和政治上经略淮南。北齐政权中能够起到这一作用的人物，正是南来的王琳。陈将吴明彻北伐时，赵彦深曾问源彪御敌之计。前辈学者大都留意到源彪“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诸将”及“国家待遇淮南，失之同于蒿箭”之语[64]，将其作为北齐轻视淮南的明证。不过，我们更关注的是，被源彪寄予厚望的王琳在淮南社会和北齐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
《北齐书》卷三二《王琳传》：“琳果劲绝人，又能倾身下士，所得赏物，不以入家。麾下万人，多是江淮群盗。”王琳投奔北齐后，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鸠集义故，更图进取。琳乃缮舰，分遣招募，淮南伧楚，皆愿勠力”[65]。可见，王琳其实扮演了豫州豪族统领江淮流民的角色。关于王琳集团的构成以及王琳在梁末陈初的兴败历程，程涛在《王琳与南朝后期政局》[66]一文中有精彩的研究，故本文不再赘述。针对王琳在北齐政局中的动向，我们想补充以下几点内容。
首先，王琳“本兵家”，其之所以能统领淮南地区民众，或许不只是因为“元帝居藩，琳姊妹并入后庭见幸，琳由此未弱冠得在左右”。王琳具有“倾身下士，所得赏物，不以入家”的重要品格，这与豫州豪族的精神一脉相承，能起到招徕流民的作用。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北齐书·王琳传》云：“陈合州刺史裴景晖，琳兄珉之婿也，请以私属导引齐师。”[67]此裴景晖可能正是出自豫州豪族裴氏，可见王琳家族或许与豫州豪族存在联姻关系。王琳能统帅江淮流民并在淮南地区甚得民心，当与此不无关系。
其次，北齐政权在利用王琳控制淮南地区的同时，有意加以掣肘。王琳在寿阳，有卢潜与之颉颃。“（王琳）与行台尚书卢潜不协，更相是非，被召还邺”。此外，武平四年陈将吴明彻北伐时，后主既令王琳“便赴寿阳，并许召募”[68]，又以一向与王琳不协的卢潜“为扬州道行台尚书”[69]。这似乎印证了源彪的担忧：“若不推赤心于琳，别遣余人掣肘，复成速祸，弥不可为。”[70]王琳被围于寿阳，“皮景和等屯于淮西，竟不赴救”[71]，尽管皮景和不救王琳是因为“怯懦不敢前”[72]，但似乎也是北齐对王琳抱有猜忌的结果。这与上文所论天保七年文宣帝高洋在用裴英起经略江淮地区的同时，有意以诸将相互掣肘的情形非常相似。
再次，和南朝的豫州豪族集团相比，王琳缺乏政治上的独立性。王琳于战败后几乎是只身归附北齐，缺乏地方宗族基础，其政治力量十分有限。王琳是否出现在淮南地区，全凭北齐南方战略的需要。故孝昭帝以图南为意，便“遣琳出合肥，鸠集义故，更图进取”；当武成帝时“属陈氏结好于齐”，王琳便“被召还邺”；当陈将吴明彻来寇时，又“令琳共为经略”[73]。可见，王琳几乎已沦为北齐政权经略淮南地区的棋子。
最后，尽管淮南民众对北齐政权缺乏认同感，但王琳个人却深受民众爱戴。王琳被吴明彻所俘后，“百姓泣而从之。吴明彻恐其为变，杀之城东北二十里，时年四十八，哭者声如雷。有一叟以酒脯来酹，尽哀，收其血，怀之而去”[74]。除王琳个人品格因素外，这应该也是淮南民众受到北齐晚期苛政压迫，怀念豪族庇护的心理使然。
如此，我们或许可以对源彪之计有新的认识。在他看来，在“朝廷精兵必不肯多付诸将”的背景下，“专委王琳，淮南招募三四万人，风俗相通，能得死力”是唯一可行之法。源彪不认为外部之救援可解淮南困局，而是要以王琳为中心，招募流民，凝聚淮南社会内部之力。源彪“往在泾州，甚悉江、淮间情事”[75]，正因如此，他能认识到淮南地区南朝社会结构的强大历史惯性，不重新激活以豪族为中心的共同体，则无一战之力。然而，这一社会结构却始终是北齐政权遏制的对象，“别遣余人掣肘”在所难免，故王琳虽遣，亦不足以阻陈军兵锋，源彪于此似有未谛。
要之，王琳与豫州豪族人物存在诸多相似性，但也存在政治独立性上的不同。王琳从属于北齐政权，是北齐政权的附庸。这本质上反映出，淮南地方社会与国家政权力量的此消彼长。
淮南地方社会力量的削弱，与北齐力图压制地方豪族的政策密切相关。从高欢创业伊始，东魏北齐政权对地方豪族的抑制就是一项基本国策。侯旭东先生在《地方豪右与魏齐政治——从魏末启立州郡到北齐天保七年并省州郡县》一文中认为，天保七年（556）并省州郡县正是北齐政权打击地方豪族政策的重要一环[76]。不过侯先生的研究并未具体考察北齐淮南地区的情形。其实，天保七年的并省州郡县也涉及淮南地区。如淮南的安丰州，就在北齐天保七年“废州为县”[77]。值得留意的是，天保七年正是北齐尽占淮南之地的后一年，文宣帝高洋在此时制定并省政策，或多或少也是受到解决淮南地区豪族问题这一动机的影响。
可以说，从天保后期开始，北齐在淮南地区推行的“绥抚”民众政策与抑制豪族政策相辅相成，其共同的主题是打破豪族垄断，力图实现北齐国家政权对民众的直接控制。然而，豫州豪族虽已不复当年，但其他地方豪族势力依然盘根错节、冰冻三尺，且与南朝关系颇深。同时，由于强大的历史惯性，淮南民众在受到苛政等压迫时，更倾向于寻求豪族的庇护。淮南隶属北齐前后不过十数年，北齐政权力图削弱豪族却无法真正打破原有的社会结构，被抑制的地方势力始终酝酿着离心倾向，它们只需要一次适当的时机，就可以卷土重来。陈军北伐，正是淮南统治瓦解的导火索。
吕春盛先生认为，北齐一朝，地方豪族反叛很少，基层统治较为稳定[78]。在北齐统治的大部分地区确实如此，但淮南地区似是例外。如本文第一节中所论，天保四年到天保五年，宿预土民东方白额反叛，招引梁将，造成淮南扰动，此事从性质上看很可能就是一次地方豪强叛乱。此后，虽然北齐通过“绥抚”流民和抑制豪族的措施使淮南地区获得暂时安定，但地方势力的离心倾向却依然存在。《刘宾及妻王氏墓志》载：“值江淮不静，蛮夷动乱，君（刘宾）以武略所及，肃然清荡。”[79]该墓志虽属隋代墓志，但刘宾是北齐时人。虽然根据传世文献我们无法确定此次江淮动乱的具体时间，不过根据墓志下文，刘宾卒于北齐天统五年（569），故此次骚动发生在吴明彻北伐之前，也是北齐治下淮南社会内部问题的体现。
武平四年（573），陈将吴明彻北伐，北齐在淮南的统治随即土崩瓦解。在陈人北伐的过程中，淮南地方“义兵”的作用不应被忽视。例如，在陈军围攻淮阴时，“淮、泗义兵相率响应，一二日间，众至数万，遂克淮阴、山阳、盐城三郡，并连口、朐山二戍”[80]。又如陈将周炅攻克巴州后，“江北诸城及谷阳士民，并诛渠帅以城降”[81]。太建七年（575），陈宣帝陈顼下诏：“豫、二兖、谯、徐、合、霍、南司、定九州岛及南豫、江、郢所部在江北诸郡置云旗义士，往大军及诸镇备防。”[82]亦可证明大量江北“义兵”参与陈伐淮南的战斗。这些“义兵”，应该就是由对北齐统治不满的民众和地方豪强鸠合而成，他们站在北齐政权的对立面，对瓦解其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与之对照的是，晋阳被北周军队包围时，北齐民众“皆争为死，童儿女子亦乘屋攘袂，投砖石以御周军”[83]，显示出和国家共存亡的斗志。淮南的重要性固然不能和晋阳相提并论，但这足见两地民众对北齐政权的态度天差地别。
吴明彻北伐所造成的地方异动甚至越过淮河波及河南之地。《北史》卷四七《祖珽传》：
解（祖）珽侍中、仆射，出为北徐州刺史。……会有陈寇，百姓多反，珽不闭城门，守陴者皆令下城静坐，街巷禁断人行，鸡犬不听鸣吠。贼无所闻见，莫测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设警备。至夜，珽忽令大叫，鼓噪聒天，贼众大惊，登时走散。后复结陈向城，珽乘马自出，令录事参军王君植率兵马，仍亲临战。贼先闻其盲，谓为不能拒抗，忽见亲在戎行，弯弧纵镝，相与惊怪，畏之而罢[84]。
案，诸史料中无陈军与北齐军在北徐州直接交战的记载[85]，故攻击北徐州者应是当地民众。《通鉴》记此事为“齐北徐州民多起兵以应陈”，又称攻城者为“反者”[86]，此意更明。从上引文献中看，起兵的北徐州民作战有纪律性，规模较大，且自城外攻击城内，不似一般民众暴动。我们或许可以相信，这是地方豪族带领部曲，反抗北齐中央而响应陈军的作战行动。淮北河南之地尚且有大规模的豪族响应，陈军兵锋所指的淮南地区豪族异动应当更多。而之所以会有如此大规模的豪族异动，应当是由于地方豪族在北齐政权中长期被压制的不满。
不应否认，北齐在淮南统治的瓦解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陈人入侵。此外，北齐晚期的吏治腐败、上层政争、北周掣肘，以及统治者对淮南的轻视等都是不可忽视的原因。不过，北齐无法立足淮南的原因也应当从淮南地方社会内部寻找。北齐从南朝手里夺取淮南之地，不可避免地把南朝时淮南原有社会结构也带入其中。北齐政权力图否定地方豪族，将民众直接置于国家控制之下，造成地方豪族不满。另一方面，北齐晚期“绥抚”政策改变，民众不满与日俱增并重新与豪族结合，陈人伐齐时各地“义兵”云起正是这一问题的体现。在反扑的淮南地方势力和陈军的打击下，北齐的统治走向奔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