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苏南中医世家医学的发展

世医之家大多专擅某科，有其独门秘技在家族内部流传，要求子孙承其医业、续其医技，对技术创新不作过高要求。随着明清医学知识的普及、医疗市场的开放、疾病种类的增多，医者竞争力的根本仍在于治疗效果，这就要求其不断精进自身医技、日益扩大诊疗范围。明清苏南世家医术发展路径有二，一为个人修炼与族内合作，一为对外切磋与交流，二者由内及外，互为补充。

内部修炼是提升医术最为直接的方式。世医之术本承自祖辈，因此有着师古的传统，但并不囿于一家之言。子弟多广范搜阅古代医籍、验方，对其临床功效详加验证，如遇世所罕见之方，多藏于金匮，代际相传；若有简便验廉之效，则可优化祖传之方。龙砂姜氏“广萃群书，兼资博采，继祖、父医学而术益精”^[66]，长洲潘氏“自幼颇嗜古方，精通五运六气，讲司天伤寒等书，皆有补医学”^[67]。然而医家坐诊日繁，古方难觅又难验证，因此不易推动世家医学的快速发展。中国古代医家重经验而轻理论，大多从多年积累的临床经验中优化诊疗之法。常熟裴氏世医“家传幼科二十四秘方，专治小儿疳积蛔虫便泻腹痛等症”，然秘制药丸颗粒较大，药效难调且不易于小儿服用。十一世医裴应钟遂将其研磨成粉，加减定方，并在小儿服用时“调以麦粉，加以糖食”，治病神速，时人谓之“裴麦粉”^[68]。此外，世医之家往往聚族而居，几代医者同堂，同辈子弟学医者众多，发扬祖传医术自然少不了族内的交流与合作。江阴吕讲“得其祖父禁方及药论书”，又与其弟吕读“切磋究之”同出外诊，“查色脉传变，相与设疑难、算功效”，结果往往“同者十九，不同者十一”，二人医道日显精深^[69]。

医术提升的突破口在于对外的切磋和交流。宋代以前，医家作为技术从业者社会地位较低，在史书中多被归于《方技传》《艺术传》之列，自北宋范仲淹“良医良相”说提出后，“医乃一变为士大夫之业，非儒医不足见重于世”^[70]。在明清科举入仕的激励下，苏南世医好儒之风尤盛，家学兼重儒、医二道，以全子弟良相、良医之志。以医为官者自是广泛结交朝野内外的文人士大夫，因仕途不顺而专心业医者“虽读岐黄书，尤自胸中好儒术”^[71]。吴县世医王宾、王观叔侄颇多雅兴，与吴中名士吴宽、王鏊、祝允明等往来交际，除诊病疗养外，或交流诗文，或探讨医理，日渐形成地方自有医、儒交际圈^[72]。

上述行为更多指向名声、技术与物质的“艺术交换”而非商业行为^[73]，士大夫结交名医以顾自身及家人的健康，医者得丰厚诊金之余，偶获名家题字、赠诗、作序，如无锡潘氏医术多次得到倪瓒、张居贞等人撰文颂扬，不仅提高了家族声誉，更有利于其医籍推广与医术流传^[74]。医与儒的结合尤能推动世家医术的精进，有言道“儒者作医，如菜作齑，惟读书故能明理，惟明理故能察行观色，表里虚实无不洞然”^[75]，不仅体现在儒家格物穷理之法，还表现为“技进于道”的价值追求，即儒学对世家医术与医德的助推作用^[76]。具体而言，儒士病患本身具备一定医学常识，又能够生动表述自己的病情、感受，并精确地反馈给医者，对医家治疗效果的改善自然大有裨益。因此，医而通儒、儒而兼医、医儒相交成为世家医学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世医传承虽有封闭特点和门派之别，但不同医者群体的行医圈、市场圈、婚姻圈、交友圈有所交集，为彼此之间的切磋交流提供纽带。明清时期医与儒虽然关系密切，但“其身份和地位已难以提升”^[77]，未考取功名即被排斥于主流权力体系之边缘，故时有标榜汉儒任侠、守文之风者，治装出游，求学名师，如宜荆傅之奇“世工医术，挟技游省郡”^[78]，吴县叶天士“至十八岁，凡更十七师”^[79]。古来又有“异人多在市肆间”之说，金华朱丹溪以为“吾乡诸医，鲜克知之者”，乃“求他师而叩之，渡浙江，走吴中，出宛陵，抵南徐，达建业”，终融诸家之长为一体^[80]。

为与乡野游医作区分，世医之家出游行医求学者尚在少数，中医家族之间的联姻、结合更为普遍。长洲余氏与浙江陈氏累世相交，又以地缘关系竞争较小，余明监乃“得陈氏针灸书，被授用针之法，专理针灸，生人无数”^[81]。无锡周氏屡与甘露金氏联姻，周宏本擅疡科，在其岳父金孟昭引介下，师事疡疮、带下、头颅等专科方家，“兼得各家所长”^[82]，由此形成世医之家知识传授与互补的网络。世家医术的交流互鉴往往横跨一定地域、涉及家族多位成员并将延续数代之久，无锡潘氏初习丹溪之术，仁仲传克诚、克诚传蕴辉、蕴辉传赟……共计6代，此间潘、朱两家往来不断，潘赟与丹溪之孙乌伤及张用谦、吴仲高、丁定端等人从游讲学，又“得丹溪正传心法，集成《摘玄方论》，行于时。”^[83]不同专科、地域、流派的世医交流促进医学的社会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