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善社会慈善风气的考察
明宣德五年（1430），嘉兴府嘉兴县析出了位于该县东北境的迁善、永安、奉贤、胥山、思贤、麟睿六乡的部分都、里，设立了嘉善县。据康熙《重修嘉善县志》记载，因“迁善六乡，俗尚敦庞，少犯宪辟”[38]，故名嘉善。可见“善”便是嘉善自设立之初便崇尚的风俗文化内核。通过对嘉善县的历史进行研究可以发现，嘉善是江南乃至全国慈善事业发展与传承谱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中国的慈善事业由来已久，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开创了一系列“恤老慈幼”举措与临时性的荒政政策，魏晋南北朝时期便已出现制度化、组织化的慈善机构，直至明末清初民间慈善力量兴起后，中国慈善事业发展到了顶峰。学界对慈善史的研究主要以善书、善会（善堂）及善人为研究对象，且对前两者的研究最为深入[39]。在善书的发展历史上，“明末袁了凡所起的作用甚大，并对后世有诸多影响”[40]，从善会史研究来看，同善会“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善会”[41]，而“其产生全国性影响，则陈龙正功不可没”[42]。上述袁、陈二人皆为浙江嘉兴府嘉善县人，可以说，嘉善的慈善风气发轫于袁黄，成型于陈龙正。
袁黄，字坤仪，号了凡，嘉善魏塘镇人。袁黄博学多才，尤其精通河图洛书之理、星命之学、堪舆之道，并对兵备、水利、农业颇有心得。袁黄一生著述颇丰，其中以《了凡四训》流传最广、影响最深。《了凡四训》本为袁黄为了教诲子孙而做的家训，后来公开刊行后迅速流传开来，成为明末清初著名的劝善书。他也因此成为迄今所知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具名的善书作者。
袁黄所秉持“命由我作，福自己求”的立命之学，以行善积德规劝世人，在社会上产生了既广且深的影响。时人所谓：“上自朝绅，下及士庶，尊信奉行，所在皆然。”[43]而后世之人也多以其思想相勉励行善，“了凡既殁百有余年，而功过格盛传于世，世之欲善者，虑无不知效法了凡。”[44]袁黄的劝善思想在为普通民众带来改善生活的希望的同时，更对当地的其他乡绅士族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基于他的慈善思想，一些乡绅开始致力于创办各类民间慈善组织。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创办同善会的陈龙正。
陈龙正，初名龙致，后改名龙正，字惕龙，别号几亭，嘉善胥山乡人。陈氏家族为嘉善望族，其父陈于王是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为万历中的“循卓名臣”，曾任福建按察使，与袁黄交往甚密。陈龙正因“幼有至性”，深得袁黄赏识，后师从东林党领袖高攀龙于梁溪。陈龙正在嘉善素有威望，是“晚明江南地区威望高于县令的一位特殊人物”[45]。
明末社会动荡，加之自然灾害频发，致使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面对灾荒导致的巨大破坏，单依靠朝廷的赈济体系已无法维持社会秩序，陈龙正作为嘉善地方具有领袖地位的乡绅，积极推行救灾济荒、地方防护等慈善事业。他于宗族之内创建了陈氏义庄，于胥五区内设置社仓，于嘉善县内创立了同善会。夫马进对此的评述为，“同善会是以家族为中心，向宗族和胥五区逐渐扩大，进而向外扩展到最大的同心圆”[46]。史载最早的同善会是杨东明于万历十八年（1590）在河南虞城成立的，此后武进、无锡等地亦有同善会相继出现[47]，但在明代各地的同善会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陈龙正所创办的嘉善同善会。
陈龙正在同善会内捐置八顷土地设立同善庄，作为其持续运营的物质基础，并且拟订了《同善会会式》，使嘉善同善会的组织架构逐步正式、完备。而陈龙正创办同善会之所以能够对嘉善社会风气产生深远影响，甚至直接对义庄的大量出现起到作用，主要是因为其“寓教化于救济”的慈善理念。嘉善同善会自明崇祯四年（1631）创立开始，每年进行四次集会宣讲，至陈龙正逝世（1645），共举行了五十一次会讲，其中由陈龙正本人进行了九次。[48]同善会宣讲的内容主要是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形势来宣扬善行，而这样的会讲形式在嘉善尤其是枫泾镇执行得十分彻底，据夫马进考证，“当地的会讲持续了上百年”[49]。可想而知，在如此长久的宣讲培育下，该地民风向善似乎也是顺理成章之事了。光绪嘉善县志中记载，自陈龙正创立同善会后，“于是邑中好义乐施间风景从”[50]，而嘉善县令罗绪将承办善堂的行为称作“善邑贤大夫之责也”[51]，可见清代嘉善社会慈善风气之浓厚。
同时，陈龙正还热心于通过与友人书信，向各地推广同善会办法，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据其崇祯十六年（1643）所上《剖析伪学疏》之言：“浙、闽、鲁、豫、昆山、华亭、江西、口北，仿行同善会者，亦十余处。”[52]而对当地来说，其影响更为显著。清代康熙至道光年间，嘉兴府城、秀水县、嘉善县、平湖县、海盐县、枫泾镇等嘉兴府各处，都纷纷成立了同善会公所[53]，这便有赖于陈龙正的开创之功。如嘉兴同善会公所于乾隆癸未年（1763）的续建记略中明确记载，“同善会创自有明嘉善几亭陈氏，行之久矣”[54]。再如乾隆年间平湖县设立的同善会公所，据巡抚常安所言，也为“仿前明钱启新、陈几亭两先生同善录”而成[55]。
陈龙正曾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寒家设义庄田数顷。设立此法，二三无良渐知自好。已试之事，敢献大贤。同善会则又藉众力以周众贫，亦准此意加厚善良。”[56]由此可见，陈龙正将同善会与义庄看作是同样重要的施善举措。它们都是古代民间慈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二者具有相互补充、相互影响的关系。清代嘉善义庄的建置者，很多同时也是同善会的创建者或其他善举的施行者。如蔡维熊，不仅在宗族内创建了蔡氏支祠，“置义田三百亩”[57]，同时也是枫泾同善会馆的创始人[58]。又如王启焜，“建置义田八百亩”创建王氏宗祠[59]，同时也积极参与地方寺观等公共设施的修建[60]。
值得注意的是，表4中所示清代嘉善12所义庄中有10所皆为康熙至道光年间创建，这与上述嘉兴府内各地同善会的相继创设时期相一致，可见这段时期为嘉善民间慈善事业的高潮阶段。究其原因，一是康熙至道光年间社会环境长期相对稳定，社会经济得到了持续发展，甚至一度出现“康乾之治”的盛世景象，这为慈善事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二则是政府推行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政策，在灾荒救济、尊老养老、抚育弃婴、救助鳏寡孤独等社会弱者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与措施[61]。此二者的共同作用促成了嘉善社会慈善风气向嘉善乡绅善行善举的转变落实。
综上所述，在浓郁慈善风气的长期熏染下，嘉善地方乡绅展现出了积极的行善意愿，促进了包括义庄在内的各类善行善举蔚然成风，这成为导致嘉善义庄密集现象出现的关键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