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兆韦氏东支族员的组织形态与政治身份
前文已述，韦氏十四人离开本乡、生活在关东的原因有很大差异，有因任官而迁徙的、有因战事而分隔的，也有南渡又北归关东的。京兆韦氏东支的族员，虽然同出一个家族，但各自之间的联系难说紧密，其组织形态更接近于同姓人群，血缘和亲属关系已经颇为淡薄。原出自各房的族员之间不见有往来的记载，即使是同房支的兄弟之间也少有交流。如韦道建、道儒、道逊三兄弟出仕时机不同，在官也各有任职，互无联系。又如韦子粲、韦道谐兄弟，二人同降东魏，关中家人受到牵连，“归国获存，唯与弟道谐二人而已。”[28]然而，韦子粲和韦道谐的关系却并不融洽，前文已引《北齐书·韦子粲传》的记载：
谐与粲俱入国。粲富贵之后，遂特弃道谐，令其异居，所得廪禄，略不相及，其不顾恩义如此[29]。
韦子粲的举措或许是部分受到了个人情感的影响，但他与韦道谐分户而居的行为，则体现出家族关系在京兆韦氏东支族员之间的逐渐消解。
毛汉光在研究中古士族演变时曾提出过“士族中央化”的概念，即隋唐以后士族多脱离原籍、迁居京城，成纯官僚人物而消失了地方性[30]。虽然毛汉光指出“京兆韦氏等因地望在两京一带，暂不研究”[31]，但马建红在研究京兆韦氏的迁徙时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释，指出京兆韦氏在隋唐以来有一大批成员向两京迁徙，虽然这一现象无法从籍贯上观察到，但实际上可以发现韦氏的精英成员逐渐地走向京城并开始“京城化”，成为以京城为主要生活空间的纯粹官僚[32]。彼此孤立、各有原委的京兆韦氏东支族员，在东魏北齐时代可以说提前进入了“京城化”的早期阶段——血缘和乡土共同构成的家族关系在东支族员中逐渐淡化，他们在关东地区分散和重组成新的小型家族，“韦氏”仅是他们共有的姓氏，而不再是有力的标识；在任官情况上，如本文第一节所述，他们多是按照东魏北齐政权的安排，出任中央或地方的随机官职，在政治身份上呈现出去家族的、依附政权的特征。
京兆韦氏东支的转型还在婚姻关系的无序上有所体现。《魏书·韦阆传》中记载：
（韦）融娶司农卿赵郡李瑾女，天平中，疑其妻与章武王景哲奸通，乃刺杀之。惧不免，仍亦自害[33]。
赵郡李瑾，按《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瑾字伯瑜，大司农卿，文公。”[34]韦融所娶妻李氏尚且还属于高门赵郡李氏的成员，而《北齐书·孙搴传》中记录的京兆韦氏东支一位女性族员的婚配状况则完全不同：
（高祖）赐（孙搴）妻韦氏，既士人子女，又兼色貌，时人荣之[35]。
韦氏女所配的孙搴属乐安孙氏，其家族在唐代发展为显赫的文学科举世家[36]。但在东魏北齐时代，乐安孙氏尚不是高品的士族，从《魏书》《北齐书》等记载的孙搴兄弟任官过程可知：
崔祖螭反，搴预焉，逃于王元景家，遇赦乃出。孙腾以宗情荐之，未被知也[37]。
熙平初，中尉、东平王匡博召辞人，以充御史，同时射策者八百余人，子升与卢仲宣、孙搴等二十四人为高第。于时预选者争相引决，匡使子升当之，皆受屈而去。搴谓人曰：“朝来靡旗乱辙者，皆子升逐北。”遂补御史，时年二十二[38]。
会高祖西讨，登风陵，命中外府司马李义深、相府城局李士略共作檄文，二人皆辞，请以搴自代。高祖引搴入帐，自为吹火，催促之。搴援笔立成，其文甚美。高祖大悦，即署相府主簿，专典文笔。又能通鲜卑语，兼宣传号令，当烦剧之任，大见赏重[39]。
丞相府记室孙搴属绍宗以兄为州主簿，绍宗不用[40]。
孙搴主要依靠自身的文才机辩和主政者高欢的赏识才得以起家，孙搴之兄虽经其引荐，仍不能出任州主簿，这与只凭门第就可任官的高品门阀子弟是有明显差异的。韦氏女出身于京兆韦氏，孙搴出身相对寒微，二人的婚姻极不符合京兆韦氏的婚配原则。以《魏书》《周书》及墓志资料记载的关中韦氏族员婚配情况为例：
普泰初，天光在关西，遣（杨）侃子妇父韦义远招慰之，立盟许恕其罪[41]。
（薛）裕慕其恬静，数载酒肴候之，谈宴终日。（韦）琼遂以从孙女妻之[42]。
（韦彪）夫人河东柳氏，自相伉俪[43]。
京兆韦彪妻河东郡南解县柳遗兰[44]。
京兆韦氏族员的婚姻对象，基本都是如弘农杨氏、河东薛氏、河东柳氏这样的高门，没有出现过与低品和寒门联姻的情况[45]。也正是在东魏北齐治下，受家族转变的影响才出现了这样的特例。
图3 《韦彪妻柳遗兰墓志》拓片
（采自《汉魏六朝碑刻校注（第8册）》）
韦氏女出嫁寒门，是主政者高欢恩宠孙搴以高门女子为赏赐的结果。高欢的举措是对士族社会内在规则的破坏，同时也体现出，京兆韦氏东支的身份在脱离本籍地和家族主体后发生的转变，逐渐成为附属皇权的普通官僚[46]；他们的门第品位也转化为荣誉性的虚衔，无法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发挥原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