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修建过程中的矛盾与冲突

议会圈地时期的道路修建，对当地居民的生活和教区的景观带来了重大的变化。原先狭窄泥泞的乡间小道被关停，宽阔平整的公路逐步建成，改善了乡村地区的交通状况。对于大多数以务农为生的教区居民来说，道路状况的改良意味着交通条件的提高、作物买卖的便利和一种整洁有序的生活方式的形成。

但是，仍有一个为农业学者和经济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经圈地运动改良后的乡村道路体系，对教区居民来说，究竟是有利还是有弊？从现代的观点来看，新修建的“马卡丹式”道路无疑要远胜过原先泥泞的小道，那深究提出这个问题背后的逻辑便很有意义。

议会圈地中修建道路产生的费用会引起一些争议。在议会圈地时期道路修建的相关记载中，“造价”（expense）是一个关键词。无论是采石场和矿山中开采和运输的费用，还是建造道路的人力费用，都是一笔巨大的开销，而在一些较为潮湿的教区，有时还需要对土地进行排水才能继续修建。^[21]在柯勒的著作中，从《农业部报告》（Report of Board of Agriculture）和《农业年表》（Annuals of Agriculture）中引用了两张表格，足以说明修建新路的开销之大。在1797年的大威尔布拉罕（Great Wilbraham）教区中，整修道路总共花费了200磅，然而这也只是一个“初步建设并粗浅估计”的结果；而在贝特福德郡的马斯顿（Marston），道路费用高达729磅，达到了全部圈地开支的三分之一^[22]。在这样的巨额开支中，用于建设公共道路的一部分需要由教区的土地所有者承担，而在1803年，一蒲式耳的稻谷市场价仅为10先令^[23]。然而，对于一部分还租佃他人田地的小土地所有者来说，即使承担一部分圈地的费用，享受到交通的便利，但在此之后，还有极大可能不得不面对庄园领主抬高租税的问题。在米德兰地区，已围圈田地的地租由7先令每英亩提升至15先令已成为惯例^[24]。因此，虽然可能有更高的农业收入以补贴，但一部分教区居民仍觉得代价过大，盈亏不均。

并且，道路的建造必然会有利于一部分人的利益，而有损于另一部分人的便利。对于时常来往于城乡之间的商人和农民，或是以畜牧业为生的居民来说，便利的道路无疑为他们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但是对于农业种植本身而言，道路的改良并不能给农业带来飞跃性的变化，甚至与圈地运动的其他内容相比起来，显得有些无足轻重。甚至，对于农民而言，熟悉的乡间小路的废弃意味着不得不花费更多的时间往来于路途；并且，从一地前往另一地，原先有多条道路可供选择，然而在圈地结束以后只保留下少数几条道路，对于教区居民或是过路旅者来说，便利程度确有可能降低。^[25]在一些教区，居民还能从原先的道路中得到特殊的利益。比如在埃塞克斯，过往的牧者和牛羊群会在道路及其周边遗留下大量的粪便，当地农民便常常采集这样的粪便以作肥料之用，而当圈地运动开始之时，他们的利益都受到了侵害，因此大都激烈地反对圈地和建造新路^[26]。

此外，在一些教区，由于新路未达到人们预想中的高质量，引发了当地民众不满。道路两边的树篱经过数年的增长，时时有遮蔽风和太阳的可能；道路在拐弯处往往都呈现直角，令四轮马车的操纵者感到为难；新建的道路隔绝了乡村和原野，使得打猎变得极为不便；由于可供通行的道路的减少，过多的负载甚至带来了时不时的交通拥堵，新建造的道路也因日夜使用而质量降低。并且，由于圈地所带来的贫困问题，道路的周边也出现了安全隐患。17、18世纪以来，在贝特福德郡，新修的公路旁出现过多起抢劫事件。1721年，一辆四轮马车被抢劫，劫匪被抓获以后也一并承认了他所犯下的其他多桩抢劫案；1730年，马车中的三位旅人被骑马者抢劫了一些钱和贵重物品；1741年，在曼切斯特的一位行人随身携带的40基尼和他的手表、马匹都被抢走^[27]。

圈地完成后，英格兰乡村的逐渐走出中世纪的风貌，形成了一种新的景观。通过圈地和土地再分配，原先条形的敞田已经成为块状的份地，曲折蜿蜒的乡间小道也被平直的大路所替代，形成了一种整洁有序且秩序井然的新景观，与中世纪充满生活气息的乡村田园图景大相径庭。在如此迅速到来的景观变化之下，居民或多或少产生一种陌生而疏离之感^[28]。道路，出于其连接各地点的特殊性，在教区的景观和居民的心理上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日常行走的乡间小道被关闭，只得利用新道路时，不知通往何方的茫然感有极大可能会影响到当地居民对一个地区连续性的认知和自我认同感的建立，对英国传统的农业文化和乡村文化也是一记沉重的打击。

总之，议会圈地和道路的修建影响了地方社会成员的交通方式和生产方式，也重塑了英格兰乡村的景观。但在这一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一些矛盾和不满。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地方社会在这一阶段的一个重要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