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地位的日益巩固

王奇生在论述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时，将其划分为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925—1931年，这一阶段派系斗争的焦点主要为蒋介石派系与各派反蒋势力之间的斗争。第二个阶段为1932—1937年，这一阶段的派系斗争一方面延续了第一个阶段的斗争特点，另一方面在蒋介石派系内部，又出现了次生派系的斗争。第三个阶段为1938—1949年，这一阶段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已经确立了领袖地位，派系斗争主要表现为各拥蒋派系之间的权力之争^[31]。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有一个从蒋介石派系与各派反蒋势力互相斗争，到蒋介石派系内部各拥蒋派系之间互相斗争逐渐转化的过程，而这种逐渐转化的背后即是蒋介石个人权势的逐渐上升。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李石曾权势地位显赫、政治表现突出的阶段就是上述第一阶段，权势地位日益衰落的阶段就是上述第二、第三阶段。因此，我们可以把李石曾的权势演变和蒋介石的权势演变联系起来，通过考察蒋介石的权势演变来对比考察李石曾的权势演变。

蒋介石1924年被孙中山任命为黄埔军校校长，这是他个人权势的起点。但从同年召开的国民党一大来看：一大共选举产生了51名中央执监委员、候补委员，其中李石曾在列，蒋介石却不在列，由此可以反映出，蒋介石此时在党内的地位是无法与李石曾等党国元老相提并论的，更不用说和两位公认的接班人胡汉民和汪精卫相比了。因此，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领导人之争首先在胡汉民和汪精卫两人之间展开，蒋介石丝毫没有从中置喙的余地。然而，8月廖仲恺被刺案的发生却使蒋介石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其与汪精卫合作，一方面蒋协助汪逼走了胡汉民，另一方面汪协助蒋逼走了许崇智，从而形成了汪精卫掌政、蒋介石掌军的局面。1926年国民党二大，蒋介石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开始掌握政治权力。3月，蒋介石在西山会议派的挑拨下，发动了中山舰事件，直接导致了汪精卫的负气出走，从而意外地掌握了国民党大权。7月，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展开北伐，北伐的节节胜利进一步增长了蒋介石的声望。1927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对蒋介石的权力进行了种种限制，蒋介石随即作出反应，发动清党运动，建立南京国民政府。但另立中央必须取得党统的合法性，因而蒋介石必须依赖李石曾等党国元老的支持来建构合法性，这样才能够合理合法地与武汉国民政府进行对峙。宁汉合流后，蒋介石虽然一度下野，但通过和胡汉民合作，又迅速东山再起，紧接着发动二次北伐，东北易帜后取得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但各派反蒋势力仍然此起彼伏，并最终走向联合，发动中原大战。中原大战取胜后，蒋介石在军事上达到高峰，继而继续谋求在政治上的更高权力，因而与胡汉民发生约法之争，蒋介石扣押胡汉民，再次造成各派反蒋势力的新一轮联合，出现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并最终导致了他的第二次下野。在1930年、1931年这两轮声势浩大的各派反蒋势力大联合中，由于蒋介石的地位并不稳固，导致他才会继续重用李石曾等党国元老，在重要事务上不仅主动征询他们的意见，而且经常委以重任，把他们作为自己的代理人，以增长自己的权势，从而更好地调停各方矛盾。

1932年，蒋介石通过与汪精卫合作再度上台，此时的蒋介石经过两次下野的反思，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加圆滑，他专任军事委员会委员一职，牢牢掌握住军权，而把党权交给胡汉民和汪精卫，并且在政权中广泛地容纳过去的各派反蒋势力。与此同时，通过另组三民主义力行社、青天白日团等党团组织、中统、军统等情报组织来不断强化自己的实际权力。可以说，“1932年，是蒋介石从军事领袖向政治领袖转型的关键一年”^[32]。此时的蒋介石已经明确分清了“名”和“实”的关系，表面上将“名”谦让给党国元老，赋予他们极高的地位，实际上把“实”不断强化于自己控制内，从而以退为进，以放权的方式达到了集权的目的。这样的方式很好地化解了党内的矛盾，从此再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各派势力联合反蒋的局面，观之1933年的福建事变和1936年的两广事变，反蒋势力都十分单薄，其规模与1930年、1931年相比相去甚远，自然也就被蒋介石迅速瓦解。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显然已经不需要继续借重李石曾等党国元老来稳固自己的统治，相反，这些党国元老反而成为了他集权之路上的羁绊，所以李石曾等人在这一时期遭到冷落、权势衰落也就成为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