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善地方宗族势力的考察

杭嘉湖地区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社会经济十分发达，文教事业兴盛而人才辈出，世家大族随之蔚起。据吴仁安研究，明清江南望族大都由科举制度形成，“其始创者或代表人物均与科甲有不解之缘”^[22]。并且其中有些望族士大夫，因其家族累积综合因素造成的社会地位或望族士大夫个人的官职、声望，对区域社会乃至全国都能产生相当的作用和影响。比如杭州府钱塘县许乃普（清嘉庆年间进士，官至吏部尚书）、杭州府余杭县汪无芳（清道光年间进士，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授军机大臣）、嘉兴府海盐县徐用仪（清咸丰年间举人，官至兵部尚书授军机大臣）等等。此类士大夫的宗族在地方声名籍甚，经济实力雄厚，多建有宗族义庄。如杭州许氏宗族“置义田两千余亩”建立起“小粉墙义庄”^[23]，海盐徐氏宗族“捐置民田一千五百八十二亩”^[24]为合族义庄。

同时，除府城、邑城等城市外，上文提及的新兴市镇也因经济迅速发展而人文蔚起、科第兴盛，诸多著姓望族顺势而起。以湖州府南浔镇为例，因丝市贸易繁盛，民间历来有“四象、八牛、七十二金狗”的说法，用来代指因丝事起家的南浔巨富家族。以家财大小为标准划分，“财产达千万两白银以上者称之曰‘象’，五百万两以上不过千万者，称之曰‘牛’，其在一百万两白银以上不达五百万者则譬之曰‘狗’”^[25]。此类富商望族多依靠宗族近亲合力维持，所以更加注重义庄所具有的“敬亲收族”的作用。南浔四象（刘、张、庞、顾）中，刘锦藻于宣统元年（1909）“承父遗命”，将其父刘镛“所置青浦等县田房”^[26]捐置为刘氏小莲庄义庄；张宝善于光绪二十年（1894）“仰承先志”，将其父张颂贤所置“田一千七十余亩”^[27]捐建为张氏义庄；庞元济于宣统三年（1911）“承故父云增遗志”，将“熟田一千八十三亩有奇”^[28]捐建为庞氏义庄。

由此可见，地方望族是建立义庄的重要力量，望族林立之地极有可能成为义庄聚集的地区。那么嘉善的望族数量是否明显多于其他地区呢？潘光旦先生曾对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情况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一书中，列出了嘉兴府明清两代的91个望族的详细信息^[29]。因本文主要研究清代杭嘉湖义庄的分布状况，特将其中平湖赵氏、桐乡钱氏、嘉善钱氏等14个发展止于明末的望族，以及清时属杭州府境内的查氏、陈氏及许氏3个海宁望族忽略不计。以其余嘉兴府74个望族为依据，制成下表，以研究清代嘉兴府内望族数量分布情况。

图3　清代嘉兴府望族分布统计表^[30]

由上表可知，清代嘉兴府内各县以望族数量排序分别为：秀水、平湖、海盐、嘉善、嘉兴、桐乡、石门。秀水县为清代嘉兴府治所，有着区域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且社会经济发达，故而望族数量远多于其他各县。另外位于杭州湾沿岸的平湖、海盐两县，因地理位置优越，海陆交通便利，众多商业市镇依靠港口贸易及渔业生产发展起来，亦存在数量较多的望族。而嘉善县11个望族的数量与海盐相近，在嘉兴府内处于中等水平，地方宗族势力相对强盛，宗族组织较为完善，宗法观念深入人心，这为义庄的大量聚集提供了深厚的宗法文化土壤。

但就望族数量来说，嘉善县并非嘉兴府内最具优势的地区，且放眼整个杭嘉湖地区，无论是科举入仕人数，还是从工商业市镇数量，杭州府都远多于其他两府，故而可以推测杭州府内各县望族数量超过嘉善的亦不在少数。因此，嘉善的地方宗族势力无疑为义庄的建立提供了组织基础与文化土壤，与经济条件共同成为嘉善密集区形成的基础性条件，但同样无法成为直接导致该地义庄数量远超其他地区的关键性因素。

既然嘉善义庄聚集的关键性成因仍无法从宗族层面得到解释，那么不妨将研究方向聚焦到个人层面。科举入仕与市镇崛起分别导致了官僚与富商群体的崛起，这两类人可能成为捐置义庄的主要力量。除此之外，平民合捐、众存祀产等建庄方式同样不能忽视。因此，有必要对嘉善义庄的建置来源做进一步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