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苏南中医世家医学的传承
中国古代医学传承遵循“传道、授业、解惑”的基本途径，即师父授课讲解、临床展示，徒弟读书钻研、侍诊解惑。较之普通医者，世医对医学的理解更深，将其阐释为医技、医理与医道，医技、医理为医之“术”，医道则由“术”进“德”，三者由浅入深、由易入难，构成了世医“术德并重”的传承体系。“医技”为学医之入门，并不涉及世家医学的精华，传授过程无须有所保留。江阴世医姜健医冠吴中，“里中业医者，多得其教授”，同乡柳宝诒因医术高超，“江浙学子来归者甚众”，常熟裴雁宾“有及门弟子三十余人”。入门弟子在熟背医赋、辨识医药以及尝试煎药之后，若能辨识症状、查明病因，则可进入医理的学习。清代世医姜大镛尤重医理的传授，其子姜星源“幼承庭训，长精其业，钻研医理，力学不辍”，“稍长即随父侍诊，手录医案，精究医理”，以临床经验实证医理，“凡为诊视，靡不着手成春”。星源之子姜之檀也得此真传，“以读书穷理为本，利人济物为用”，其用药“出人意表，奏效如神”[31]。习得基本的医技与医理，便已具备独立行医的能力，普通医者乃以悬壶谋生，往往止步于此。
医道传承由“术”入“德”，此中精要有二，一为创立新说，一为以医载道，前者要求学子集天分、悟性、创新精神于一身，后者则强调对传统医德的继承。天赋异禀已然难得，学术创新更显渺渺，医德之高下却能立分，故而成为医道传承的重点。明代徐有贞尝言：“吾见世之医者，有幸人之疾者以售其技，若市利然，疾未及治，先声以夸其功，计其疾稍治，即索报，不获报辄怒，还有两三医争功者”，徐氏所言反映出当时医者的普遍问题：不在术之缺，而在德之失[32]。世医之家，有口皆碑，关键在于对“内德”与“外德”的长久坚持。
所谓“内德”，是指家族内部的救济和帮扶，这在苏南家族中十分常见，世医之家也不例外。吴县韩奕曾劝诫子孙“宜力行善事，为善人，惟孝友勤俭，可以笃亲义，保先业，慎勿习污下，以损家声”[33]，昆山顾文荣临终亦正告子孙“吾家素尚俭，有盈必推以济人，若等惟忠孝宽厚相承，即吾瞑目无憾矣”[34]。除口头训诫外，京江何氏更是将“行善积德、孝友事亲”列入家规家训写进族谱中，作为后代行医做人的基本依循[35]。与一般家族相比，世医力行“敬宗收族、赈济族人”的方式有所异同，同者如无锡施霁“抚诸孤侄有恩，一味之甘必共。尝在京，见宗人死而无归，为具冠服敛之”[36]，异者如吴县陈希文“治业甚精，起疾甚众，抚宗姓寡弱恩”[37]，即在钱粮救济之外，以所学治愈族人，以医术授族内子弟。更有甚者，不惜将独门医术传于族内旁支，以全族人生计。
较之以血缘亲情维系的“内德”相比，以医济人的“外德”更能反映医家德行。明清苏南世医诊疾重口碑而轻尊卑贫富，时有医者汲汲于草泽之中，长洲刘勉坚持“富者不利其所有，贫者不倦其所求”，盛寅济人“不独以医药为业，凡遇人危急，虽厚费不靳”，其孙盛旷亦“仗义好施，来求必应，未尝索贿”。即便不求责报，世医仍显勤恳业医之态度，吴县钱瑛为人治病“不问风雨寒暑”[38]，同里周南“有疾者虽百里之外，亦来迎治”[39]。作为江南士绅群体的一部分，世医也承担着救济乡里地方的责任。当吴中大疫流行，江阴吕夔“裹药囊日治百家”，救活之人难以计数[40]，长洲张世华“携药囊于道衢，随请而应，有酬之金帛，笑而谢之”。面对天时天患，张豫以为“非药石可济”，“乃出余积，减价疏通，又煮糜作櫘，助官赈恤”[41]。世医造福地方的善举给家学从业者带来普遍的信任和声望，成为子弟的进身之阶。张氏出七代御医，均以德显，堂号“世德”，徐有贞为其作序称“圣有仁术，惟以济生；匪世弗精，匪德弗行”，道出苏南世医“术德并传”的真谛[42]。
中国古代技艺传承大致分为家传、师承以及社会传承三类，医家绝学作为特殊谋生之技能，往往被藏于金匮，仅限独门秘传。家族内传为医家首选，然族内子弟众多而亲疏有别，传授须按血缘远近作先后次序，一般为父传子、子传孙，又兄传弟、叔传侄，乃至传于族子、族孙。世医之家规定，子弟不论业医与否，均须“读家藏之书，知岐黄之学”[43]，对于天赋异禀者，尤须“尽发其所蕴授之”[44]，并向其灌输“医为汝家学也，汝当继之”的观念。遇子嗣学医懈怠，父家长将严厉训诫“医为吾家世业，岂可违乎？”若其“确喜业儒”，则“不强以医”。不过，幼承家教的世医后代虽“不欲以医名，医亦无所不通”[45]。如此，族内子弟不仅占得培养优势，更能实现家族对祖传医术的垄断和延续。
然而，现实的复杂性使得世医家传的范围更为广泛。吴县刘国英“老无子，馆何子云、冯思斋、朱通甫为婿，尽传其术”，由此开始了何、朱两家的百年世医传承[46]。传婿在明清苏南医家之中并不少见，但往往会附加很多限制条件，如要求女婿入赘，成为家族真正一员。吴县名医王履，承其业者有其子伯承、门人许谌，二人膝下无子，均招赘婿以承其业[47]。赘婿及其子嗣还有可能被要求改岳丈之姓，以续其枝。昆山郑伯钧本姓吴，后入赘乐输桥郑氏，因此沿袭了郑姓，成为郑氏妇科第二十七世传人。特殊情况下，家中女性（妻子或女儿）也有可能成为继承者，如昆山闵氏伤科始祖闵籍，因年过半百才生子，恐未及亲授，乃破例传医技于女儿殷闵氏，但要求闵姊日后传予幼弟[48]。上述方式虽不及父子相传般毫无保留，但也能够实现医术的传承，而且“肥水不流外人田”。昆山郑氏妇科延续二十九世，其中父子相承者达二十世，传之于女婿者五例，传之于女儿者一例，传之于妻者三例，可以反映明清苏南地区世医家传的一般倾向[49]。
师承与社会传承可以有效弥补家传的不足，然世家医术关乎生计，对于收徒、著述尤为谨慎。医家以为“非渊博通达者不可学也”，“非悲天悯人者不可教也”[50]。盛寅在收王敏为徒之前，曾“扣其所读先世藏书拷问”，王敏“随举随答”，故“不失为世儒事医家子，可教也”[51]。所谓先世，正是盛寅之师王宾。金陵名医严景“幼即资性过人，好学不倦”，于《素》《难》诸书“对客谈及，了辩如声，颇有悟性”，同县名医赵友同、吴敏德认为“是子不群，他日必以儒医鸣”，遂收其为徒，尽授医术[52]。可见，除考量德、才之外，世医仍须在其既有的社交网络之中择徒。即便如此，“得真传者，唯一二人而已”。清至民国，随着西学东渐和医学知识的普及，不少世医也会加入医籍刊行之列，交流个人医案、医学理论及经典验方，世家医术的社会传承由此扩大。家族医派融合发展为地域医派，逐渐形成近代中医医派错综复杂、中西医争鸣的局面。
家传、师承以及社会传承由内而外，层层递进，丰富了世医的传承方式，促进了世家医学的社会化。明清苏南世医之家众多，其传承方式不尽相同且历时变化。根据家族形态及其传承情况，大致可以分为“医儒并显”“累世医官”以及“携技自珍”三种类型，尤以平江盛氏、长洲张氏、昆山郑氏为典型。
平江盛氏医术传承世系图[53]
长洲张氏医术传承世系图[54]
平江盛氏“在吴中为大族，子孙散居郡邑”，自元代盛益始业医。永乐以来，有盛寅、盛宏任职太医院，其他亦多为郡邑医官，“至于业儒而出者，往往为名进士，仕于内外者不绝”。盛寅以前医术传承不可考，他早孤，初随王宾作古文，此后二人“弃古文不学，专学医”。王宾将死，无子，将毕生所学传于盛寅，开始了盛氏医学的家族内传。盛寅曾亲授长子盛俨医术，不幸盛俨早逝，又传医于幼孙盛
。“寅及老复得俌，生四月而没，遗命第六子汝德抚教诸弟”，始有兄弟相传[55]。后官至御医的刘毓、李懋亦师承盛寅。至盛寅曾孙一代，儒业盖过医业，医术“未大行”，盛应宗得其岳丈杜山指点，“医术乃大进”。此后盛氏鲜有名医，子孙多弃医从儒[56]。从宋代到明代，平江盛氏医儒并举，支系繁茂，长盛不衰。于盛氏而言，儒是仕途，医是祖业，二者难以分割。无论是盛寅还是盛俨、盛暟，早年均有业儒经历，因科举不利才转而学医。若能以儒入仕，如盛侅、盛俊、盛应期者，便不再习医。因而盛氏从医人员往往是零散分布在某几支，有些支系很早就出现家学断代的情况，遂以家传为主、师承为辅，借以弥补单一传承方式的弊端。反观其姻亲沈氏，子孙弃医从儒者众，却未打破家族内传的固有模式，渐致医家之学失传[57]。
张氏祖籍汴京，先祖张彦在宋代担任都御史并镇守苏州，遂举族徙至长洲县。自张端礼始以医闻名，至张学礼计医传十代，父子相承，多为医官[58]。此外，张豫有一子继职太医，一女嫁与医官韩襄，其外孙韩金亦“得尽传其妙”[59]。张氏家族世为医官，垄断性的子承父职必然对人数有所限制，族中无缘袭官者多另谋他业，因而医学传承谱系未如韩氏那般枝繁叶茂。单一的相承方式却不致家学失传，实有赖于明代的医官制度，至明中后期，纳捐制度冲击了世医为官之途，张氏受此重创终至医术断代。[60]
昆山郑氏郑膏支医术传承世系表[61]
昆山郑氏郑育支医术传承世系表[62]
昆山郑氏薛受支医术传承世系表[63]
昆山郑氏祖籍河南开封，建炎三年（1129）郑忆年南渡昆山，子孙遂定居于此。至郑公显得妻家祖传女科之术，郑氏“乃累世业医，代代相承，历二十九世，无有间息”。郑公显传医术于长子文佑，文佑虽继祖业，仍设帐教书为生。文佑长孙郑忠早逝，其妻何淑宁承医业复授次子郑壬，郑壬后官至太医院御医，自此郑氏始有医官，其妻卢清亦得何氏真传，“善医药，治妇女病多奇中”。郑壬长子文康官至观政大理寺，又承祖传女医，名震一时[64]。文康膝下有三子，均承祖传医业，然顾及医学始祖薛氏百年无后，遂将小儿薛受出嗣薛家，袭薛姓，自是昆山郑氏女科传承分为三支[65]。郑氏自始传祖公显至清末薛受支大纶历二十世，严格遵循长幼之序传医，传承者数量随子嗣情况有所增加，但始终有所控制。因父辈早亡而继承人尚幼，曾出现三次传医于妻、由妻传子的情况，较之其他医家并不多见。医非朝夕所成，郑妻却能独立挑起传医重任，可知其早已接受医学训练。换句话说，郑氏妇科秘方对族内某些女性是开放的。不过，郑氏直至民国才出现父传女、岳传婿的例子，间接反映明清世医传承具有隐秘而保守的特点。
医技、医理、医德贯穿明清苏南世家医术的传承过程，术与德是世医择徒的重要标准，亦是其授业的基本内容，世医及其继承者均力行“大医精诚、大医习业”的宗旨。家传、师承、社会传承为其主要传承方式，家传是一种缩小化的师承模式，师承也有可能演化为家传。当师承和家传发展到一定程度，便形成医学流派及其社会化传承。在具体方式的选择过程中，苏南地区出现“医儒并显”“累世医官”“携技自珍”三种典型的医家形态，前者以家传为主、师承为辅，其从医人员零散分布在每一支，构成了家族医术繁茂的传承支系；次者子承父业、一脉单传，保障了传承的长期性和家族的利益，却极易受到医官制度的左右；后者凭借祖传秘术行医于世，严格坚持“家族内传”“传男传长”的原则，行医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