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证是政治史研究的基石
廖基添
自从博士阶段至今，我本人主要从事北朝政治史方向的研究。除了阅读基本史料外，我也有意识地学习前辈学者的论著，揣摩比较他们的研究方法，以汲取养分。这堂课就以我所熟悉的中古政治史领域为例，和大家分享一些粗浅的心得体会。
有学者用“中心陷落、边缘崛起”来形容中国中古史的研究现状。“陷落”的“中心”便是传统的政治史、制度史和经济史研究。具体到中古政治史领域，则是“研究的对象、内容以及方法论，似乎都已经面临捉襟见肘的学术瓶颈”。[1]新史料与新方法，固然是突破学术瓶颈的重要助力。但对于经典研究范式的继承与灵活运用，同样不容忽视。近年来，中古政治史研究的一个普遍趋势是重视历史情境而轻视历史线索，重视个案研究而轻视整体叙述。对此，我是持保留意见的。我以为，历史情境与个案研究，乃是对历史线索与整体叙述的反思。倘若在线索与整体还没有弄清的情况下，便急于反思、批判，只会加剧历史研究的“碎片化”。
中古政治史领域，可谓群星璀璨，名家辈出。其中尤以陈寅恪、田余庆二位先生的研究最具典范意义。陈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田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堪称这一领域里的两座高峰。大致言之，陈著提纲挈领，气魄宏大，而田著严谨周密，曲尽精微。这两本书都值得反复咀嚼。不知大家是否留意到，二位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又具有方法论层面上的共通性。田先生认为，他与陈先生在治史方法上的共通之处便是：在考证的基础上对历史现象作出通贯解释[2]。
尽管二位先生的研究旨趣是相近的，但他们呈现出的学术风格却存在显著的差异。应当说，田先生的论著更加符合今天的学术审美，也更值得年轻后进仿效。对于田氏政治史研究的特点，胡宝国先生曾予以概括。其中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一是对历史细节的细密考证，胡先生称之为“细节嗜好”；二是把问题具体化，向“具体”索要答案[3]。当然，田先生并不满足于对个案的解答，他所追寻的是一个通贯性的解释。
从事清初政治史研究的姚念慈先生也有近似的学术主张。他在一篇题为《实证史学并未山穷水尽》的自序中指出：“政治史若仅从所谓大势着眼，回避个案，无视具体史实，历史叙事就很容易落空，变成概念和逻辑的演绎，政治制度演变的内涵也无法得到显示，而且极有可能发生误解。”又说：“史学的宏观只能得自大量‘经验’的累积，即具体史实的综合概括，而史实的准确把握又只能来自实证。”[4]
在我从事北朝政治史研究的过程中，不免会感慨若干论著在实证层面上的薄弱。在此仅举一例。定姓族是北魏孝文帝改革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可是，却有不少研究者搞不清究竟发生在哪一年。《资治通鉴》在记载北魏太和二十年（496）正月，孝文帝下诏改用汉姓之后，又叙述了几件与定姓族有关的事，诸如孝文帝纳汉女为嫔、为诸弟聘汉女为妃以及定汉人郡姓、定代人姓族，等等。后面几件事并非发生在这一年，只不过《通鉴》未再分别系年，故而合并叙述于此。这是多数研究者都能看出的。可是问题是：这几件事分别发生在哪一年呢？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先后关系呢？研究者大多于此缄口。而事实上，这几件事的时间都是可以考证出来的[5]。如果脱离了对具体过程的考察，而仅仅是把定姓族作为汉化改革的一个环节来阐释的话，那么这种研究就仍然停留在逻辑的层面上，无助于我们走进那个时代。
政治史领域的实证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史实的考证；二是对史料的考证。接下来，我主要结合自己的研究，对这两点略作展示。
先看对史实的考证。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被误解的史实的澄清，另一种是对未知史实的发覆。我们分别举例说明。以往学者在讨论高欢信都起义时，往往信据《北齐书·神武纪》（即高欢本纪）的记载。这一记载最为集中详细，可是其真实性却值得怀疑。核诸更早成书的《魏书》，就会发现，《神武纪》对若干史事的发生时间以及先后顺序做了篡改。不仅如此，《北齐书》列传中也有与《神武纪》矛盾抵牾之处[6]。总的来说，我们的思路是用《魏书》来校正《北齐书》。类似的还有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的例子。关于拓跋珪的身世和早年经历，南朝史书（《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和《晋书·载记》有着与《魏书》全然不同的记载。最早对《魏书》所记提出质疑的是周一良先生。其后，李凭先生又做了重要补充。值得怀疑的还不限于此。《魏书》所记载的北魏开国制度建设方面也颇有一些令人费解之处，例如国号问题、宗庙世系，等等。于是，在对上述具体问题作细致考辨的基础之上，我系统地论述了质疑《魏书》所记北魏开国史的真实性的观点[7]。
上述两例都是对被误解的史实予以澄清。此外，北朝政治史上还有若干不为研究者所知的史实有待于开掘。例如，北魏于太和十七年（493）自平城迁都洛阳，这是大家习知的。可是绝大多数研究者都不知道，北魏在迁都之初曾经短暂地实行过两都制。这一认识是怎样得来的呢？《魏书》记载：“初，高祖迁洛，而在位旧贵皆难于移徙，时欲和合众情，遂许冬则居南，夏便居北。”[8]以往研究都把“冬则居南，夏便居北”的主语理解为“旧贵”，而我却不这样看。我认为，这句话的主语是朝廷。北魏迁洛之初的两都制，颇类似于元代的两都巡幸之制。这是北族政权在政治重心南移过程中出现的特殊的国都形态。为此，我又做了一些细节考辨，对两都制的存废问题及其与朝廷政局的关系做了梳理[9]。至于我的新说能否成立，尚待学界检验。
再看对史料的考证。史料是史实的载体。对史实的考证，往往离不开对史料的考证。前面所举的高欢和拓跋珪的例子，也可视作对《北齐书》《魏书》相关部分史料价值的评估。还有一些经常被研究者使用的史料，其实并没有经过严格的审查。我们还是举定姓族的例子。《资治通鉴》记载：“魏主雅重门族，以范阳卢敏、清河崔宗伯、荥阳郑羲、太原王琼四姓，衣冠所推，咸纳其女以充后宫。”[10]这则记载仅见于《通鉴》，而不见于《魏书》。不少人相信，《通鉴》的记载另有可靠的来源。甚至有人推测，司马光等人看到了孝文帝的诏书。其实，这条《通鉴》独有的史料，是编纂者自己概括出来的，而且其中还有错误。孝文帝纳卢敏、崔宗伯、王琼之女为嫔，在太和十七年（493）；而纳郑羲之女为嫔则在太和十四年以前。翻检《魏书》，在太和十七年，孝文帝还纳荥阳郑胤伯、博陵崔挺、京兆韦崇之女为嫔。我们可以得出两点认识：其一，《通鉴》引文中的“郑羲”当为“郑胤伯”，这是出于司马光的考证错误；其二，孝文帝不仅纳“四姓”女为嫔，还有崔挺、韦崇之女，实为六家，因而不能直接把“四姓”与“纳女”划等号。此外，《通鉴》径称范阳卢敏等四人为“四姓”，这是套用太和十九年定姓族的观念来解释太和十七年的史料，不免有以后释前之嫌。《通鉴》后文又述及陇西李氏和赵郡李氏，将其与“四姓”合称作“五姓”。所谓“五姓”及“五姓七家”，其实是隋唐时代的观念。
近年来，在中古史领域，史料批判研究蔚然成风。不同于传统的以去伪存真为目的的史料考证，史料批判研究更侧重于对编纂意图的探究，也就是“史料为什么会呈现现在的样式”[11]。这一研究取径，为中古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不过，现有的史料批判研究主要集中在史学史和制度史领域，优秀的政治史成果并不多见。而且，从整体上看，当前的史料批判研究中，“解构”的成分远大于“建构”。正如在“古史辨”运动之后还需要“古史重建”，在史料批判之后同样需要史实重建。
我以为，史实重建包括但不限于对具体史实的考证，对于历史线索的提炼也是其中的应有之义。田余庆先生做了极好的示范。祝总斌先生评价道：“一部史学著作不但需要有宏观方面的理论概括和创造性见解，而且需要有微观方面的严谨处理和史料的细致考订和巧妙运用。前者欠缺，后者便易流于饾饤、烦琐；后者单薄，前者又会失之空洞、缺乏说服力。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是两者有机结合的一个典范。”[12]
对历史线索的追寻，乃是多数政治史研究者的共同追求，但也极具难度。它不仅要求研究者具备敏锐的洞察力、丰富的想象力，甚至还要有一定的运气。可以说，对于多数研究者而言，尽管大家心向往之，却未必能至。不过，在实证的基础上提供一种新颖的历史解释，以小见大，却是大多数人所能做到的。这也是初学者努力的方向。再举一则我本人的研究经历。前面提到，我指出，北魏在迁都之初曾经短暂地实行过两都制。具体来说，是在太和十八年（494）三月开始，于太和十九年九月废止。这一新发现，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认识呢？太和十九年初，太师冯熙卒于旧都平城。平城的留守官员上表，请求孝文帝返回平城，参加冯熙的葬礼。这一看似合理的要求却惹怒了孝文帝，他不但拒绝，而且还处罚上表官员。这又是为什么呢？有学者推测，这是由于平城的反对派势力密谋挟持孝文帝，而被孝文帝识破。然而此说并无证据支持。我认为，这与两都制格局有关。按照“冬则居南，夏便居北”的原则，北魏朝廷一年之内迁徙两次：秋季自平城迁往洛阳，春季又自洛阳迁往平城。太和十八年正是如此。按照之前的商定，太和十九年春，朝廷又将自洛阳迁往平城。可事实却并非如此。孝文帝借南伐之机，阻挠朝廷北迁。当太和十九年三月，他得到冯熙的死讯以及平城留守官员的上表后，他再也没有“正当”的理由拖延了，只好祭起皇帝权威，通过打击上表的官员来压制异议。这才是孝文帝作出过激反应的真正原因。不仅如此，孝文帝强行终结两都制，还直接激起了太和二十年的平城叛乱。上述新见，便是由两都制这一新发现推演而来的。
田余庆先生的政治史研究固然具有典范意义，但大家也应注意到，田先生有意无意地回避了制度问题。这或许是他的学术兴趣使然，又或许是研究对象的特点所致。东晋时代的确没有重大的制度演变，而讨论北魏前期的制度则不免陷入“文献不足征”的困境。事实上，一个政治剧烈变动的时代，往往是孕育新制度的温床。离开了政治史，便无从探究新制度演生的动力；而缺少了制度史，政治史研究又容易流于表面、失之细碎。我们大可不必追求研究方法的“纯正”，而应着眼于具体问题之解决。当然，无论是政治史还是制度史，实证都是研究的基石。
【注释】
[1]范兆飞：《中古地域集团学说的运用及流变——以关陇集团理论的影响为线索》，《厦门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2]侯旭东：《哲人其萎，教泽永存——送别田余庆先生》，《文汇报》2015年1月9日第T07版。
[3]胡宝国：《读〈东晋门阀政治〉》《在题无剩义处追索》《以学术研究为宗教》，均收入《将无同：中古史研究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20年。
[4]姚念慈：《定鼎中原之路：从皇太极入关到玄烨亲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3页。
[5]廖基添：《再论世家大族与北魏政治——以“四姓”集团为中心的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7年第4期，第37—40页。
[6]廖基添：《高欢“建义”史事考辨——对〈北齐书·神武纪〉的订正》，《中华文史论丛》2021年第4期，第53—77页。
[7]廖基添：《对〈魏书〉所记北魏开国史真实性的质疑》，《史学月刊》2021年第12期，第5—20页。
[8]《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元晖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78页。
[9]廖基添：《两都制兴废与北魏太和后期政局》，待刊稿。
[10]《资治通鉴》卷一四〇齐明帝建武三年正月，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4393页。
[11]孙正军：《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史料批判研究》，《文史哲》2016年第1期，第22页。
[12]祝总斌：《评田余庆著〈东晋门阀政治〉》，《历史研究》1993年第1期，第1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