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常见书与求新材料
20世纪以来，中国史学研究一个重要的特点是新史料的大量涌现，以甲骨文、汉晋简牍、敦煌文献、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为代表的新史料，不仅丰富了历史研究的资料，扩充了历史研究的范围，看待史料的眼光与角度也随之改变，新材料对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史料造成了冲击。王汎森注意到，民国时期的新一代史学家“通常对新见材料、或档案、或出土材料有极高度的热情，而且信新材料过于旧材料，以上古史来说，有人甚至宣称非出土材料不可信。这种史料至上主义，广泛地影响到一般的学者，一时之间，崇重史料的风气弥漫”。“自古以来享受极高地位的正统史书地位开始动摇了，人们不但时常把过去认为正统的与非正统的史料的价值等量齐观，而且在某些特定时候，看重非正统史料过于正统史料。”[1]正统史料地位下降的同时，甚而出现了“不看二十四史”的极端观点。章太炎1933年3月15日在江苏省立无锡师范学校讲演说：“今之讲史学者，喜考古史，有二十四史而不看，专在细微之处吹毛索瘢，此大不可也。”[2]
其实，很多学者也意识到，熟读常见书才能更好地研究新材料，陈寅恪在评价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编》时说：“自昔长于金石之学者，必为深研经史之人。非通经无以释金文，非治史无以证石刻。群经诸史乃古史资料多数之所汇集，金文石刻则其少数脱离之片段，未有不了解多数汇集之资料，而能考释少数脱离之片段不误者。”[3]真正能够对新材料作出卓越研究的大多也是传统学问精深的学者。举王国维发现敦煌文献中《秦妇吟》为例，唐代诗人韦庄在唐僖宗广明三年（881）赴长安应举，恰逢黄巢攻陷长安，于是借一位妇女的语气，自诉其被俘黄巢军中的苦难，写成《秦妇吟》，这是一首1800余字的长篇叙事诗，写成后流传很广，韦庄甚至因此诗被称为“秦妇吟秀才”。但韦庄晚年编集自己的文集时，舍弃了《秦妇吟》，此诗从此佚失了。五代宋初孙光宪在《北梦琐言》记载了韦庄撰写《秦妇吟》的情况，这也是传世史籍中目前仅见的关于韦庄《秦妇吟》的唯一记载：
蜀相韦庄应举时，遇黄巢犯阙，著《秦妇吟》一篇，内一联云：“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尔后公卿亦多垂讶，庄乃讳之。时人号称“秦妇吟秀才”。他日撰家戒内，不许垂《秦妇吟》障子。以此止谤，亦无及也。
1908年，伯希和从藏经洞带走了大量敦煌文献，其中就包括韦庄的《秦妇吟》写卷，但在给法国中亚协会总部所写的报告中，将其记录为《秦人吟》，没有意识到该写卷的重要价值。1909年，罗振玉在《东方杂志》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也将该写卷记录为《秦人吟》，但他并没有看到写卷，而是根据伯希和的定名记录书目，也没有注意到该写卷实际就是晚唐时期风靡一时的佚诗《秦妇吟》。1912年，日本学者狩野直喜游历欧洲，在英国抄录了大量敦煌资料，其中就包括该诗，但该诗无首题，狩野直喜并不知道该诗就是《秦妇吟》。直到王国维看到狩野直喜抄写的该诗后，结合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记载，认为该诗就是《秦妇吟》，并在1919年10月6日将这一发现写信告诉伯希和，信中说：“伦敦博物馆敦煌书中有一残卷，系七言古诗一首，首尾残缺，日本狩野教授曾录得副本。弟见其中有‘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二句，据《北梦琐言》定为韦庄《秦妇吟》。嗣见《巴黎敦煌书目》有‘右补缺韦庄《秦妇吟》一卷’，巴黎本有书名、撰人，必较伦敦本为完善，可否影照见寄？”[4]这里提到的《巴黎图书馆敦煌书目》中有“秦妇吟”一书，就是著名的法藏P.3381号《秦妇吟》写本。王国维能根据《北梦琐言》记载的这两句诗推测该写卷就是韦庄的《秦妇吟》，但这一发现受益于沈曾植的启发，1919年7月30日，王国维给罗振玉的信中说：
渠（沈曾植）谓《大云经疏》内黑河女主之事，似见《大积经》中，而伪《大云经》中取之。黑河女主，西域自有此事，但一时不易考耳。又谓咏黄巢破长安事之长歌，其中“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二句，唐人说部曾引之，晚唐郑嵎有一诗甚长，或即是诗，亦未可知，此须一检《全唐诗》并唐人说部，方能知之。
正是由于熟悉传世文献的沈曾植提示王国维，“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二句曾见于唐人说部，王国维才能据此查到《北梦琐言》的这条记载。1920年，王国维在《东方杂志》发表《敦煌发现唐代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首次公布了狩野直喜在伦敦抄录的《秦妇吟》写卷（S.5476），我国学术界才略窥《秦妇吟》诗的部分原貌。1924年，伯希和将法藏P.3381号《秦妇吟》写本寄给王国维，王国维在《国学季刊》1卷4期发表了《韦庄的秦妇吟》，全文公布了《秦妇吟》，并撰写了跋语。至此，学界才见到《秦妇吟》诗的全貌。可以说，若非沈曾植、王国维等人熟悉传世文献，一般学者即便看到法藏《秦妇吟》写卷，也很难认识到它的学术价值。
现在学界普遍对于新、旧史料基本能够等而视之，如罗志田专门分析民国时期“不看二十四史”这一史学研究取向，认为“本来史料不论常见罕见，其中俱有意思在，读者以意逆志，必有所得”。[5]新材料有其难得的史料价值，毋庸赘言，但锤炼基本功还应该读普通常见书。传世史籍浩如烟海，即便只读常见书，篇幅也是非常浩大的。民国学人有“不看二十四史”的说法，除了有史料观的原因，看不完、讲不通也是重要的因素，章太炎说：“正史二十四，约三千余卷，通鉴全部六百卷。如须讲解，但讲通鉴，五年尚不能了，全史更无论矣。如能自修，则至迟四年可毕廿四史。今学校注重讲授，而无法讲史，故史学浸衰。”[6]要从事论文写作，又不能仅看正史，以唐史研究为例，常见书就包括正史类的《旧唐书》《新唐书》，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唐代部分81卷，政书类的《通典》《唐六典》《唐会要》《唐大诏令集》等，类书中的《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等，此外还有《大唐创业起居注》《贞观政要》及唐人文集、笔记小说等，对于本科生来说，通读尚有不逮，要从中发现问题，既而撰写毕业论文，则更需要技巧和方法。“要能从人人能看到、人人已阅读过的旧的普通史料中研究出新的成果，这就不是人人所能做得到了。”[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