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材料所见“皇都”之面貌
除了上述文献资料外，近年来涌现的一批考古学材料也为探讨从“前‘皇都’时代”到“‘皇都’时代”辽上京东向格局之形成提供了帮助。从目前可以见到的考古学材料来看，赤峰巴林左旗辽上京遗址经过系统发掘的辽代遗迹自外至内有：皇城城墙的西门[54]、东门[55]及其瓮城；皇城城内的“皇城一号街道”[56]（即皇城南门内大街）及皇城东门内大街[57]；宫城城墙的西门[58]、东门[59]及南门[60]；宫城内的“一号殿址”[61]和“二号院南廊庑”[62]以及靠近皇城西城墙的“西山坡佛寺遗址”[63]。其中多数遗迹经历过多次修缮与营建，结合不同时期遗迹所呈现的地层层位关系以及相关的史料记载，大体能够推断出从“前‘皇都’时代”到“‘皇都’时代”辽上京东向格局形成时期的相关遗迹，兹梳理如下：
1.皇城西门、东门及其瓮城。《辽史·太祖本纪》：“癸亥，城皇都”[64]；《地理志》：“乃展郛郭，建宫室”[65]。城墙是后期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最重要元素之一，“城皇都”与“展郛郭”亦有修筑城墙之意[66]，因此依照中国古代王朝都城修筑的常规逻辑来讲，“‘皇都’时代”皇城城墙、皇城西门、东门及其瓮城可能已经存在。文献记载汉城之北“谓之皇城，高三丈，有楼橹。门，东曰安东，南曰大顺，西曰乾德，北曰拱辰”[67]，可知皇城西门应名为乾德门，东门应名为安东门。
皇城西门遗址位于辽上京皇城西城墙中部，共经历三次较大规模的营建与修葺过程，其中首次营建的时间应属辽代初期，与“皇都”大规模展开营建的时间较为吻合。根据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首次营建时的皇城西门遗址共分为城门与瓮城两个部分，其中城门为单门道，门基宽约6.2米，进深20余米，南北墩台发现条石块包墙与外抹白灰面痕迹；瓮城部分平面呈马蹄形，亦仅有一南向门道，宽约5.84米，南北进深约为8米。董新林曾提到“根据门道内外倒塌的砖瓦堆积推测，城门之上应有城楼建筑”，但发掘简报中并未提及倒塌砖瓦堆积出于何地层[68]。
皇城东门遗址位于辽上京皇城东城墙中部，同皇城西门遥遥相对。目前尚未公布皇城东门遗址发掘的详细资料，从相关的报道来看，皇城东门在首次营建时亦分为城门与瓮城两部分，其中城门部分呈一门三道格局，门道内残存石地栿、木地栿承排叉柱的建筑结构基础，并且在倒塌堆积内发现了大量的砖木构件，因此可能存在城楼建筑。若上述城楼建筑在皇城东门首次营建时同时营建，则能合“有楼橹”之记载。根据勘探，瓮城部分有一南向门道，具体状况有待进一步发掘[69]。
2.“皇城一号街道”及皇城东门内大街。上述二街始建年代缺乏文字记载，不过按照常理来说，通常在兴建城门时即同时修建穿过城门的大道，因此推测上述二街于“‘皇都’时代”业已存在。
“皇城一号街道”遗迹为南北向，位于皇城中部偏东，北接宫城南门，向南可能通向皇城南门，根据层位关系及遗迹与遗物的变化，可将“皇城一号街道”自营建起从早至晚分为五段。第一段为辽初遗迹，其时代大体与“‘皇都’时代”相仿，街道宽度约为17—18米，路面中部高于两侧，其下即为生土层；路西侧发现同时期建筑F30，亦建于生土之上，“坐西朝东，开放式面向街道”。史书记载“正南街东，留守司衙，次盐铁司，次南门，龙寺街”[70]，但相关报道有“在各阶段的街道和房址中，均发现大量动物骨骼。其中一部分是有切割、磨制等加工痕迹的骨料”的说法，因此“皇城一号街道”路旁临街建筑的性质仍需要进一步讨论[71]。
皇城东门内大街为东西向、联通皇城东门与宫城东门的道路。根据试掘的情况来看，皇城东门内大街应至少经过三次营建，最早一层路面直接建于生土之上，路面残宽43.5米，其南部有一条浅路沟。根据出土遗物及层位关系，发掘简报认为其始建与宫城东门大体同时[72]。
3.宫城西门、东门及南门遗址。从“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此通内出入之所”记载可知，[73]宫城南门应名为“承天门”，西门应名为“西华门”，东门应名为“东华门”，又由“太宗诏番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74]若该条史料记载准确，则可知两点：首先，“‘皇都’时代”即存在宫城城墙，因此按理来讲“‘皇都’时代”宫城应至少存一门以供出入；其次，南门即“承天门”为“‘上京’时代”所辟，因此“‘皇都’时代”宫城疑无南门。此外从目前公开的考古学材料来看，尚不能断定宫城西门于“‘皇都’时代”是否已经存在。
宫城西门遗址与皇城西门相对，据勘探可知两门间有路相连。相关报道认为该门址在辽代至少经历过两次较大的营建，但不清楚其具体营建状况。从整体的发掘结果来看，宫城西门遗址由两侧的墩台和中间的单门道两部分组成，门道宽度约为6.4米。关于其具体始建时代，还需要等待相关发掘报告的发表[75]。
宫城东门遗址亦与皇城东门相对，其兴建前，首先在宫城东墙夯筑时预留宽度为22米缺口，再在缺口上夯筑宫城东门并修建相关设施，根据上述现象能够判断，若无意外情况，宫城东门应与宫城城墙几乎同时修建，结合“太宗诏番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可看出，宫城东门应于“‘皇都’时代”即已存在。根据发掘简报，辽上京宫城东门是一座殿堂式的城门，始建于生土层之上，南北面阔31.2米，东西进深13.1米，有较为清楚的柱网结构城门建筑遗迹。发掘简报认为宫城东门的始建年代应在神册三年（918）至天显元年（926）间，是说可从[76]。
4.“一号殿址”及“二号院南廊庑”遗址。《辽史·地理志》：“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77]，《薛映记》：“北行至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78]，加上上文中所提到的“龙眉宫”与“开皇殿”，可知辽上京或有开皇殿、安德殿、五鸾殿、昭德殿、宣政殿、开皇殿与龙眉宫等殿堂式建筑。但由于记载不明，加之同“一号殿址”及“二号院南廊庑”发掘相关的报道信息量有限，因此尚无法将上述遗址同文献记载相对应，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亦无法断定其始建时间。值得注意的是，上述遗址均为东向院落式建筑[79]。
5.“西山坡佛寺遗址”，位于辽上京皇城内西南的自然高地上，经正式考古发掘的北组三座圆台型建筑基址均为东向。“西山坡佛寺遗址”同“一号殿址”及“二号院南廊庑”遗址类似，始建时间尚不可考[80]。
综合上述考古学材料，“‘皇都’时代”遗迹多始建于生土之上，“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草甸”之记载应当可信[81]；“‘皇都’时代”辽上京的皇城东门、皇城东门内大街及宫城东门规模与形制均大于同类建筑，例如皇城东门内大街宽度至少在43.5米以上，而“皇城一号街道”宽仅17—18米，因此就城郭遗迹所呈现的格局来看，“‘皇都’时代”辽上京的东向格局确已形成；“一号殿址”“二号院南廊庑”及“西山坡佛寺遗址”还不能确定其始建时间，但整体朝向上仍旧偏东，同东向格局的城郭相同，若今后能够证明这些建筑在“‘皇都’时代”已经存在，则更能为上述判断增添强有力的证据。
从“前‘皇都’时代”至“‘皇都’时代”辽上京之发展可总结如下：至少于辽太祖二年（908），即辽太祖称帝后的第二年，契丹政权已经有了在辽上京所在地建都的设想。随后的十年里，尽管辽上京的建筑工作曾受到剌葛之乱的影响，天雄寺、开皇殿等建筑仍旧循序渐进地开始修建。神册三年（918），“皇都”正式展开兴建，其皇城与宫城可能于此时开始修建，朝向为东，至此，辽上京的东向格局正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