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础史实

学生在本科阶段以前乃至于本科课程中接触的主要历史知识来源，本质而言属于一种文化再加工产品。简单来说，学生的历史认知并非基于原始史料阅读，而是基于当代人出于种种目的（教育、宣传、商业经营等）将史料中的繁杂信息经过筛选、处理、综合后所形成的文本。从普及历史知识的角度而言，这种文本特性自然无可厚非，并且也是现当代社会国民教育与国家认同塑造的重要一环。但从专业史学的立场来看，这一类文本主要架构不过是将众多历史的“决定性瞬间”，如重要人物、事件的串联起来，而多数日常性、经济社会性的基础史实，则在这一过程中被有意或无意的省略了——至少当前这种倾向普遍存在。实际上，这些基础史实才是踏入专业研究的门径所在。因为这些耀眼的“决定性瞬间”自古以来便不乏叙述与议论，也因此构成了人类历史认知的结构性支撑。而现代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的一大特征，就在于对长时段历史、日常性历史的关注以及从叙述、议论到考辨、分析的范式转换。前者以法国年鉴学派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理论为代表；至于后者的典型阐述，以民国学者洪业提出的史学五个“W”最为人所熟知^[1]。

在秦汉六朝史的研究领域，基础史实除了包括诸种文献史料所记载的人与事，年代学、制度学、谱牒学、历史地理学、版本目录学等等构成的知识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早在清代，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钱大昕就指出：

予尝论史家先通官制，次精舆地，次辨氏族，否则涉笔便误^[2]。

此后，著名学者邓广铭还提出过“四把钥匙说”：

为了广泛地搜集史料和精细地分析史料，早在五十年代中期，先生就提出了研究历史的四把钥匙，即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目录学”是指引广泛地搜集史料的门径的。“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和年代学”则是用来分析历史中的时间、地点、人物的工具。掌握这四把钥匙，才能具备研究历史的最基本的技能。舍此，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这是先生对傅斯年先生“史学即是史料学”的继承和发展^[3]。

史学研究的底层逻辑不外乎史料搜集与史料分析两大环节。在文献传递、扫描技术与电子数据库建设蓬勃发展的今天，史料搜集对于秦汉六朝史领域学者而言不再是主要困难。乃至于在电子搜索的帮助下，对史料竭泽而渔已经成为研究展开的基础。然而在史料分析上，研究者本人的学术视野与知识基础仍然发挥主导作用。不夸张地说，随着史料搜集难度大幅度降低，史料分析的精细度与深度，已成为目前区分专业研究水平的一个重要评判指标。在此背景下，钱大昕、邓广铭提及的年代学、制度学、谱牒学、历史地理学、版本目录学等基础史实的综合掌握以及在论文写作中的合理运用，就显得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