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 语
以上我们借用校勘中的本校法，从文书提供的相关信息出发，推定七份文书的大概或确切书立年份。此法或可适用于未写明书立时间类文书的年代判定。在这一过程当中，深度挖掘文书资料所蕴含的信息，是释读文书重中之重的工作。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前述方法只能解决一些文书的释读和其大致书立时间，无法解决诸如姜恩瑞出生于1843年，为何他在1850年即单独参与签订契约这一问题。根据当地的习惯，男性未成年之时，其父若是去世，一般由母亲出面与其共同参与契约的签订。这是我们目前无法解释的。这就需要将此法同田野工作相结合，获取更多的文献或口述史料，由此得出更加切近历史的结论。同时也需要借助社会学、经济学、文献学、书法学、档案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即历史学研究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可就历史学谈历史学，而应做到“史无定法”，即按照不同的对象和史料条件，对历史上某一现象、事件或人物等，采取不同的思维方式加以分析，而不拘泥于某种理论或方法。换言之，依据史料所呈现的研究对象和条件，对某一问题的分析采取不同思维方式，整合多种研究方法展开研究。
自18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产生的社科理论不可谓不多，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均有重大理论产生。但任何一种伟大的理论学说，在历史的长河中都有可能会成为历史分析的一种方法，这是因为任一理论产生需要一定环境和条件，当环境和条件发生变动后，理论往往会消沉，但它所创的分析方法却可以长存。因之，在立足历史学科的基础上，只要某种（或多种）理论——无论是经典的，或当下流行的，抑或“过时”的，甚至自然科学中的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地球科学、生物学等——及其所创的方法适用于史学研究，均可为我们所用。
【注释】
[1]本文系南京师范大学2022年度教学改革一般项目“中国古代史在线开放课程与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的建设”成果之一。
[2]杜维运：《史学方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7页。
[3]所谓历史学研究的“四把钥匙”即指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见《邓广铭先生学术年谱》，载《邓广铭全集》第10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495页。
[4]以上四份文书分别出自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第3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44、446、447、450页。
[5]陈垣：《校勘学释例》，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148页。
[6]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年，第4页。
[7]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第2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8页。
[8]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第4册，第437页。
[9]薛仲三、欧阳颐合编：《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
[10]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第3册，第445页。
[11]薛仲三、欧阳颐合编：《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第375页。
[12]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第3册，第448页。
[13]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第3册，第453页。
[14]薛仲三、欧阳颐合编：《两千年中西历对照表》，第335、347、359、371、383、395页。
[15]张应强、王宗勋主编：《清水江文书》第一辑，第1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62页。
[16]据王宗勋提供姜恩瑞家族世系表可知，姜恩瑞之父姜凤鸣已于1844年去世。见王宗勋：《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卷四，贵阳：贵州民族出版社，2015年，第668页。
[17]王宗勋：《加池四合院文书考释》卷四，第5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