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粤对峙中南北奔走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在军事方面达到高峰，但在政治方面仍然遭到胡汉民的掣肘。1929年国民党三大将总理遗教作为训政时期根本大法，否认制定约法的必要性，当时就遭到了社会舆论的诟病，中原大战中各派反蒋势力更是利用这点，制定《太原约法》来争取舆论支持。蒋介石由此受到启发，公开要求从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此举遭到了胡汉民的坚决反对，双方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辩，会后亦在各个场合互不相让，最终在1931年2月28日爆发了胡汉民被扣事件（汤山事件）。

而在这一事件上，蒋介石同样得到了李石曾等党国元老的支持。2月24日，蒋介石曾与李石曾、吴稚晖二人会商胡汉民事^[23]。2月28日，蒋介石邀请全体中央委员共进晚餐，在晚餐开始前扣押了胡汉民，却没有遭到明显的反对。蒋介石继而再提制定约法之事，“吴、李、蔡、叶、戴诸君皆附其说”^[24]。由此不难看出蒋介石发动汤山事件，有其冲动的意气成分，但同时也是和李石曾等人有初步共识的。

但胡汉民毕竟掌管党权多年，其个人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蒋介石突然扣押胡汉民，在国民党党内乃至社会上都引起了轩然大波，各派反蒋势力藉此也再度找到了联合反蒋的理由。他们奔走联络，会聚广州。1931年5月，以两广地区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再次成立了与蒋介石中央对立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和广州国民政府，宁粤对峙的局面因而形成。同时，北方冯玉祥、阎锡山等反蒋势力也抓住时机，接连发起数次反蒋斗争。蒋介石因而陷入了南北交困的局面。

首先是应对北方的反蒋势力，李石曾借助于自己的关系网络，再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北方军事情势十分复杂，冯玉祥、阎锡山均积极联络昔日旧部，希图东山再起，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石友三事变。蒋介石考虑继续借助于张学良东北军的力量，因而先后将李石曾、张群、吴铁城等人派往北平，与张学良保持联系。可以看到，李、张、吴等人都是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派往东北的代表，他们长期与张学良接洽，已经与张学良建立了不错的私谊。早在4月，蒋介石就电告李石曾，让他请张学良赴北平坐镇，以安定人心^[25]。此后，石友三多次出现异动的迹象，蒋介石均电告李石曾等人与张学良商量对策，直至最后石友三事变被最终平定。可以说，李石曾在宁粤对峙期间常驻北方，负责联系张学良，处理各项事务，一定程度上为蒋介石缓解了来自北方的压力。

其次是面对南方的反蒋势力，李石曾更是态度鲜明地站在了蒋介石一方。4月，孙科、王宠惠等人前往上海，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多次劝其返回^[26]。6月，张继前往广东之前，李石曾对其说道：“请告诸同志，使方负责者引退，乃决裂，非调和矣！使已引退者重负责，乃真调和。”^[27]“方负责者”即指蒋介石，“已引退者”即指胡汉民，意即促使蒋介石下野并非真心调和，促使胡汉民出山才是真调和，由此不难看出李石曾的立场。

然而宁粤双方一边互相进行口诛笔伐，一边积极进行着军事准备，一场大战似乎已经不可避免。就在这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宁粤对峙的局面遂出现转机。迫于时局和舆论的压力，双方议定在上海举行和谈，李石曾作为宁方代表出席了会议^[28]。最终，蒋介石被迫再次下野，各派反蒋势力也由于利益纠纷趋于瓦解，孙科内阁昙花一现后，蒋介石与汪精卫合作，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

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李石曾积极充当蒋介石的代理人奔走于南北之间，在北联络张学良安定局势，在南接洽粤方调停争端，各项重要事务蒋介石也多与之相商，所以总的来看李石曾此时在国民党内仍然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但从长时段的发展来看，其在国民党内的作用已然不那么关键了。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李石曾自始至终都是支持蒋介石的，无论是蒋介石执掌中枢实权、权力日炙之时，还是在蒋介石被迫辞职下野、势力微弱之时。清党运动时，李石曾由于内心的信仰和共同的目标选择了支持蒋介石，自此之后二人结下了深厚的私谊，并在政治上日益结成利益共同体，因而在历次的反蒋事变中，李石曾都选择了支持蒋介石，并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一时期李石曾的政治表现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点：第一，蒋介石经常和李石曾商议重要事务，讨论时局变化。这一点在蒋介石年谱中多有记载^[29]。第二，李石曾充当蒋介石的代理人，积极协调蒋介石与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并为蒋介石在历次斗争中取胜作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