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议会圈地时期道路规划及地方社会矛盾处理模式

许　诺

18世纪，英国正处于意义重大的社会转型时期^[1]。政治上，英国确立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开始在政治舞台上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社会经济方面，“工业革命”和“农业革命”达到高潮，英国跨入工业社会的门槛；在思想领域，自由主义思潮兴起，激发了英国社会的活力。经过一百多年的变革，曾经保守的、孤悬于欧洲大陆之外的农业国家，到19世纪初，已重生为焕然一新的工业强国，为世界所瞩目。

对于工业和农业革命如火如荼进展之中的英国来说，道路交通的便利正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在人类文明的初始阶段，道路的修建是出于军事目的——为了方便军队在崎岖的地形之间行进，将军队迅速调动至敌军可能出现的地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出于商业、旅行等和平目的对道路的使用也逐渐与军事目的取得了同等的重要性^[2]。英国早在罗马时期便已经建设了一套较为完备的道路系统，经过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完善，构成了英国早期的道路交通网络，并一直沿用至18世纪。但经过几个世纪的人畜行旅，大多数乡村道路已经泥泞不堪，根据亚瑟·扬（Arthur Young）的记载，彼时的英格兰四处皆为崎岖难行、坑坑洼洼的羊肠小道，为他的旅程带来了极大的不便^[3]。因此，道路的修缮和重建必然成为议会圈地的重要内容。

自上世纪以来，国内外学界就不断有对18世纪英格兰道路问题的研究问世。18世纪开始，在圈地委员着力对乡村道路进行改建之时，对于公路收费信托制度的改革也初见成效。因此，目前对18世纪英格兰道路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从收费信托制度的改革入手，如交通史学者威廉·艾伯特^[4]和巴克尔^[5]，以及国内学者沈琦^[6]，都是从这一角度对英格兰道路进行阐述。而对于圈地运动之中道路规划的研究，数量相对较少，内容也较为单薄。20世纪初，冈纳和柯勒将铺设道路作为圈地运动当中较为边缘的一部分进行分析，主要以铺设道路的过程及其影响为重点^[7]；钱伯斯和明盖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基本沿袭了这一思路，但将修筑道路纳入“农业革命”当中，着重强调圈地运动中改良的新道路对当地民众就业和乡村工商业的益处^[8]；上世纪末，明盖新出版了一本以议会圈地为中心内容的专著，其中分有专门小节介绍道路，提出圈地运动中新修建的道路对农民来说是一把双刃剑，在便捷交通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损害了他们的利益^[9]。以上著作都是从较为传统的观点和视角，以农民和圈地的关系为主要方向来考察圈地运动中的道路问题，近些年来又有学者从景观史的新角度来看待道路的变迁，英国景观史学的奠基人霍斯金斯在《英格兰景观的形成》一书中对圈地运动时期的道路对景观的改变作了专门叙述，但稍显不足^[10]；更为详尽的是汉娜·沙其特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对景观史的考察^[11]，两者都认为圈地运动中的道路改良塑造了一个更加规整、简洁的景观。

可见，近年来对圈地运动时期道路的研究，角度更趋多样，研究也进一步深入。但综合来看，先前学者对于这一问题的讨论都较零碎，没有形成体系；同时，更多倾向于对事实和现象的记录，强调新型道路有利的一面，而议会圈地道路规划过程中是否出现一些矛盾？地方社会又是如何处理、解决这些矛盾的？以上问题仍有进一步探索的必要。因此，本文以圈地法案和维多利亚郡史，以及相关学者的论述为基础，试对议会圈地时期道路规划的内容、产生的矛盾以及地方社会的处理方式作一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