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前贤经验如此，我们今天是否能够照搬呢？恐怕不行，需要变通。但如何变通，很惭愧，我也并无很成熟的办法，只能提一点极粗浅的想法。
陈垣先生选的《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和《鲒埼亭集》，就追查史源来说，《廿二史札记》可能最简单，因其史料都来自正史，《日知录》与《鲒埼亭集》较难，引书未注出处，在尚无电子检索条件的时代，查找史源十分考验对典籍的熟悉程度，也就很能锻炼人。但今日电子检索十分方便，靠“基本古籍库”等，多数史料应能一检便得。难度不可同日而语，得到的锻炼同样大打折扣。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开设的“中国古代史练习”课程，讲授者叶炜教授也曾说：“以前上这门课时，也想学习陈垣先生，让大家做史源学的讨论和作业，通过分析史源来看原始材料和作者引述的是否有差异，讨论赵翼的观点。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与陈垣先生的时代不一样，《廿二史札记》所用材料均来自正史，现在通过检索找史源很快、很容易。”[11]
因此在现阶段的技术条件下，若开设类似课程，无论在选教材和出习题都很难照搬陈垣先生的做法。范文仍应选，因为精读范文对学习前辈搜集、运用、裁剪、编排史料的方法仍最有效。以我自己的经验，曾设想过选《日知录》卷一〇《苏松二府田赋之重》和黄彰健《论明初的四辅官》。这两篇分别讨论明代政治和经济史上最重大的问题，牵涉面很广。从文章来说，有一个共同特点，文章长（《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放在现在很短，但在当时已经算长）、结构复杂，但作者未细分段落，需要读者顺着作者的思路为其析分，并归纳大意。这个过程就如陈垣先生的弟子说的那样，是跟着前辈学了一遍论证和写作的思路。特别是黄彰健《论明初的四辅官》，由于与自己研究方向相近，该文反反复复看过多遍，自觉收获极大。黄彰健先生的研究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充分认识到明代史料类型的丰富性，善于从子、史、集三部文献中去寻找证据。此文就成功运用了明初文集，解决了内阁萌生时期的重大问题，这是单靠《实录》等史书无法解决的。我意识到明代集部文献的重要性，就是从读这篇文章开始。这似乎符合上面征引的陈门弟子总结的第二条收获。如果上述经验能够成立，在选教材（范文）方面似乎可以秉持如下标准：对重大问题的经典研究、材料丰富但从今人读（写）文章的角度来说显得结构不明。曾看一位前辈说设想开设“近代史家名篇选读”，列有陈寅恪先生的李唐氏族考证，不敢揣测这位前辈的选择标准，但似乎也符合上面所说。
至于如何训练使用工具书和认识史料层次的能力，既无法照搬陈垣先生的成法，目下我也没有很恰当的、操作性强的办法。读书肯定是必由之路，只是读何种书、如何要求还需再讲究。特别是考虑到开课对象为本科生的话，不能过于专门，仍应以第一流名著为上选。在陈垣先生的三种教材中，《日知录》本来最佳，因其最具典范意义，涉及时代也广泛，但问题已如上述。也许《鲒埼亭集》还不妨一试，缺点是涉及面稍窄。曾设想过《四库全书总目》，经史子集各部选若干提要，也许可以尝试。
最后还需说明，即使有成熟的、可操作的想法，实施起来的困难还会不少。这类课程的课前投入可能远超只需讲授的课程，无论对教师还是学生都是这样。在目前的考核条件下，师生双方是否愿意花精力投入都不无疑问。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我想开头说的问题应也确实存在，现将这些粗浅不成熟的想法提供出来，与同道商讨。
【注释】
[1]陈智超编：《陈垣史源学杂文》，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第2页。
[2]赵守俨：《陈援老对基础知识和历史科学基本建设工作的重视》，《纪念陈垣校长诞生110周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2页。
[3]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智超编：《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74页。
[4]陈垣：《家书》，《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第12页。
[5]陈智超编：《陈垣史源学杂文》，第2页。
[6]陈智超编：《史源学实习及清代史学考证法》，第2页。
[7]赵光贤：《回忆我的老师援庵先生》，《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第113—114页。
[8]李瑚：《中国历史考证学与陈垣先生对它的贡献》，暨南大学编：《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5页。
[9]李瑚：《中国历史考证学与陈垣先生对它的贡献》，《陈垣教授诞生百一十周年纪念文集》，第42页。
[10]杨殿珣：《学而不厌 诲人不倦——励耘书屋问学忆记》，《励耘书屋问学记》（增订本），第120页。
[11]叶炜：《〈廿二史札记〉导读（下）——赵翼史学研究的方法与问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微信公众号，2021-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