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地区与北齐国家战略
《北齐书》卷四《文宣帝纪》：
（文宣帝高洋）尝于东山游燕，以关陇未平，投杯震怒，召魏收于御前，立为诏书，宣示远近，将事西伐。是岁，周文帝殂，西人震恐，常为度陇之计[87]。
案，周文帝宇文泰卒于556年，恰为北齐尽占淮南之地之次年。可见，高洋在平定淮南后，便着手准备西伐。高洋因为“关陇未平”而“投杯震怒”，这既是统一在中古政治人物意识中的强制性作用，同时也是东魏时代的历史遗产。构成西魏政权的三支主要政治势力贺拔岳旧部、贺拔胜旧部、孝武帝元魏朝廷皆是高欢不共戴天之敌，故在高洋的意识中，以关陇政权为北齐首要之敌实属自然。
然而颇为吊诡的是，天保一朝，北齐军事力量主要在南北方向上拓展，而东西政权之间并未爆发大规模冲突。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东西两国，强弱力均”[88]的结果[89]。据有关陇之险，且拥有相当数量六镇武装的西部政权固然不易征服。可是除了缺乏实际军事行动，北齐方面连西伐之姿态亦甚少，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一些史料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北史》卷五三《彭乐传》：
西军退，神武（高欢）使（彭）乐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邪？何不急还前营收金宝？”乐从其言，获周文金带一束以归。言周文漏刃破胆矣。神武诘之，乐以周文言对。且曰：“不为此语放之。”神武虽喜其胜，且怒，令伏诸地，亲称其头，连顿之，并数沙苑之失，举刀将下者三，噤
良久，乃止[90]。
彭乐属于东魏北齐政权的勋贵集团成员[91]，彭乐不捉宇文泰似乎体现了勋贵集团对关陇政权的心态：勋贵们并不愿意关陇政权被消灭。若无关西劲敌的存在，勋贵难免有兔死狗烹之悲，他们在东魏北齐政权中的特殊地位将无法维持。除此之外，高欢在给杜弼分析天下形势时提到，东魏诸将“家属多在关西”[92]。东西部勋贵大都同出自六镇，又有共同的聚集于尔朱荣集团的经历，导致双方在文化和人事关系上的共通性较高。再考虑到灭亡关陇政权的实际难度，故东魏北齐勋贵常常对西伐之事态度消极。
值得玩味的是，在彭乐一事中，“神武诘之，乐以周文言对”，高欢“举刀将下者三，噤龂良久，乃止”，彭乐不惧以周文言回答高欢，高欢又对彭乐颇有无可奈何之感。不过，彭乐最终在天保二年被高洋所杀[93]，或许正与此事有关。同时，彭乐被杀，似也暗示了高洋继位伊始即以图西为意。
勋贵不愿西伐还有其他材料可以证明。同样是在邙山之战中：
高祖（高欢）于邙山破之，乘胜长驱，遂至潼关。或谏不可穷兵极武者，高祖总命群僚议其进止。（封）子绘言曰：“……混一车书，正在今日，天与不取，反得其咎。……伏愿大王不以为疑。”高祖深然之。但以时既盛暑，方为后图，遂命班师[94]。
表面上看，高欢班师是由于盛暑，但其实更可能是勋贵不愿“穷兵极武”的结果。另外，封子绘出身汉人豪族渤海封氏，和多由代北及六镇出身的勋贵相比，汉人豪族或许更具有“混一车书”的天下意识。
又《北史》卷五三《潘乐传》：
后从破周师于河阴，议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愿者东，唯乐与刘丰居西。神武善之，以众议不同而止[95]。
可见，尽管周师已败，但多数勋贵仍不愿追周师，尽管这可能是力不能及的结果，但至少体现了勋贵没有与周师决一死战的决心。尽管高欢本人认同潘乐的主张，但只能“以众议不同而止”。文宣帝高洋的个人威望远在其父高欢之下[96]，其西征的主张当然更不可能实现。这也提示我们，高洋与勋贵集团的矛盾，不仅体现在是否接受魏禅以及皇位继承等问题上，二者的矛盾也包含国家攻守战略的不同这一重要方面。西伐既然难以实现，高洋只能把战略重心南移。所以，其在淮南地区推行的“绥抚”民众与打击豪族政策，是与北齐在特定时期战略重心南移相一致的。我们有理由相信，高洋力图强化对淮南地区的控制，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将其作为进一步攻击江左政权的跳板[97]。这就是天保七年（556）裴英起等人渡江作战的背景。此次南伐，北齐并未选择在建康扶持代理人以建立傀儡政权，显示出其一举吞并江左政权的决心。
天保七年渡江作战的失败是北齐政治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其后北齐的疆域范围基本确立，其南部边界止于淮南地区，再也无法越过长江一线。西伐和南征的停止，标志着北齐国家战略重心由对外拓展转向维持内在稳定。天保后期，文宣帝高洋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杀戮与政治清洗，力图克服自身皇权缺乏根基的缺陷。从地方上看，北齐政权推行“绥抚”民众与打击豪族的政策，以实现国家对地方的有效控制。然而，面对各种政治阻力，高洋从“留心政术，以法驭下”转向了“留连耽湎，肆行淫暴”[98]，东魏北齐政权也逐渐丧失了高欢创业以来锐意进取的气魄，为其最终的灭亡埋下了种子。
高洋之后，短暂在位的高演亦有征伐之意。然而，高演登基仅一年之后，“有兔惊马，坠而绝肋”[99]，不久便因伤重而死。高演之死颇为蹊跷，史料有限，我们不敢断言，只能对其死亡背后的隐情略作猜测。
高演受伤之前，高湛曾在邺城与高元海密谋起兵，高湛虽对起兵之议十分满意，却因巫觋言高演将死、无需举兵而作罢[100]。占卜之言虽不可信，但高湛选择按兵不动确是事实。这表明高演之死似有先兆，有人已经察觉，并将其告诉了高湛。
此外，高演受伤之后，“不豫而无阙听览”，重伤之人，何以做到“无阙听览”？又，高湛登基之后，随即宣布改元，似有革命意味。传位于高湛的指示在高演遗诏中言之凿凿[101]，高湛又为何急于改元，与高演划清界限？高演受伤后，本纪中虽言其“无阙听览”，但其主要活动的记载却只有确立遗诏。不禁让人怀疑，从高演坠马重伤到完成遗诏后死亡这一个月的时间，是否真实存在[102]？
王怡辰先生认为，高湛获得政权是高演发生意外后“不流血政变的结果”[103]，不过以上疑点却表明，高演之死本身可能就并非意外。如果高演之死并非意外的话，那么他又会是因为何种原因被杀？我们以为，高演之死可能正与其“将事西伐”的意图有关。如上节所论，勋贵从高欢时代开始就对“西伐”态度消极，导致“西伐”可能成为了北齐政治中一个较为敏感的话题。高洋谈及此，都曾借助醉酒戏言，并且还受到责备[104]。高演对关右怀有兼并之志，人所共知，他曾与卢叔武探讨平西策略，并将付诸实践[105]。高演能取得帝位完全是由于娄太后及勋贵的支持，几乎等同于勋贵的傀儡[106]，其西征的图谋难免造成勋贵的不满。此外，高演即位后一直身处勋贵势力的大本营——晋阳，这也似为勋贵动手提供了便利。
当然，以上完全出于推测，高演之死只是意外也并非不可能。不过，武成帝高湛继位后，北齐对外战略迅速改变却是事实。不仅西伐之谋“事遂寝”[107]，王琳对淮南的经略也随着和陈关系改善而被叫停[108]。高演、高湛对外战略存在巨大差异，当不仅仅是二人品性和能力的差别。只有将高欢欲决战而不得、高洋西伐受阻且南征惨败、高演离奇死亡这一系列事件综合考察，并从中抽离出勋贵集团对征伐之事的真实态度，才能理解高湛即位后北齐战略转折的深刻背景。
需要强调的是，高洋、高演欲西伐南征，皆有建立功业以扩充皇权之目的，这无疑会改变勋贵与君主共治天下的局面，打破北齐政治平衡，故而遭到勋贵反对。他们多已位极人臣，若征讨成功也不过是增加帝王之功业，更何况西伐在军事上的难度极大，一旦失败则难免使自身原有基业受损。
不过亦有反例。斛律光曾忧言：“国家常有吞关、陇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玩声色！”[109]斛律光此语，当是表达对高湛即位后沉溺声色，恩倖势力抬头，国家丧失进取精神的不满。细玩此语，亦可品出斛律光对高洋、高演这些有“吞关、陇之志”之君的怀念。这种西伐之志，在勋贵之中甚是少见，当算一则特例。薛海波先生认为，恩倖能够派少量禁军，就将斛律光家族诛杀殆尽的原因是，斛律光在高俨政变中选择支持高纬，从而失去了怀朔勋贵群体的保护[110]。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也可以认为，斛律光的西伐之志与勋贵主流意见不一致，或许这也是其失去勋贵群体保护的原因之一。
对于高演的悲剧，史书所谓“将齐之基宇，止在于斯，帝欲大之，天不许也”[111]，其实也是“人不许也”。
最后，还需对文章开头所提问题加以讨论。如前所述，高洋、高演时代，淮南是北齐重要的拓展方向，也是高洋苦心经营之地，至少在高洋眼里，尚不存在轻视淮南一说。那么，韩长鸾所谓“纵失河南，犹得为龟兹国子。淮南今没，何足多虑”[112]之语，是否就是其所代表的恩倖立场的体现？恐怕也未必。诚如薛海波先生所论，恩倖不会轻易放弃淮南财源重地，高阿那肱以大量禁军南援江淮即是明证。韩长鸾之语不过是掩饰军事失利的无奈之语[113]。此论颇有见地，不过我们也可对其观点略作补充。
恩倖确实不愿放弃淮南，真正认为淮南可有可无的“统治者”，或许还是作为立国之本的勋贵集团。证据有三。其一，本文第一节提及的王纮，他是勋贵子弟。在淮南受到陈军进攻时，其主张“绥抚”淮南而不愿出兵相救，并得到了大部分人认同[114]。王纮的主张可能正代表着勋贵集团对淮南地区的一般性看法。
其二，《北史》卷五二《文襄诸子·兰陵王长恭传》记载：
及江淮寇扰，（高长恭）恐复为将，叹曰：“我去年面肿，今何不发？”自是有疾不疗[115]。
高长恭为高澄之子，属于北齐宗室。北齐宗室与勋贵已结成关系密切的利益共同体[116]。高长恭在淮南寇扰时不愿为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勋贵集团对淮南地区的态度。当然，高长恭有疾不疗是受后主猜忌时的自保之举。不过，在高长恭既然以“国事”为“家事”，且在芒山与北周的作战中不顾危险冲入敌阵[117]，当不至于完全因个人原因而不愿出军江淮。或许在他看来，淮南之得失不值得自己置个人安危于不顾。
如果这两则史料难为确证的话，另一条证据或许更具有说服力。武平五年（574）二月，高思好发动叛乱。此次叛乱的性质应是宗室和勋贵对北齐内廷势力的反扑[118]。高思好在给“并州诸贵”书中，指责恩倖乱政，残害勋贵宗室，却对前一年的寿春陷落、淮南之失只字不提[119]，勋贵对淮南地区的态度可以想见。总之，史书中有关北齐轻视淮南的表述，实则是勋贵意识形态的反映。
淮南之失是北齐灭亡的前奏，在此之后，各政治势力间的裂痕更加明显。勋贵对淮南地区的态度也得以充分体现。多出身于代北及六镇的北齐勋贵，缺乏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具有浓厚的河北本位色彩，在艰苦创业之后思考的更多是如何保持自身政治经济地位，只求保存原有基业而不愿继续征伐天下。正因如此，北齐政权被束缚手脚，难以承担统一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