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曾个人的权力欲望
另一方面，李石曾后期的权势衰落也和其自身因素息息相关，其个人有着很强的权力欲望和政治野心。李石曾早年发起进德会，以不做官为标榜，但这种表面的淡泊并不能掩盖其不断培养嫡系势力的行为。事实上，李石曾凭借自己党国元老的身份，对国民党内诸多事务干预甚多。不仅在政治层面上插手于国民政府人员的选举，安排了大量的亲信进入政府[33]，而且在文化教育事业上更是如此，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在教育系统中形成了中法系[34]。对此，罗家伦曾感叹道：“关于教育问题，他是最喜欢参与的，教育部的难办，也是因为他和吴、蔡诸人动辄干涉，仿佛部长之外，还有几位太上部长。学风败坏，是他们不能辞咎的，而尤以李石曾为最甚。”[35]所以，李石曾相当于成了国民政府里的影子人物，时刻与政治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此，白瑜在回忆录中说道：“李先生可以说未作官，而能说已超脱政治恶潮吗？”[36]
在这种情况下，李石曾在一些事务上难免会与蒋介石意见相左，从而导致冲突。比如1928年清党运动后，在讨论反共问题时，李石曾对蒋的表现十分不满，曾以退席的方式表示反对[37]，甚至不辞而别前往上海，蒋介石亲自前往邀请，也未能将其劝返南京[38]。1932年以前，蒋介石地位尚不稳固，不得不倚重于李石曾，所以对待他的干预，尚不会加以阻止，面对与自己的冲突，也尚能够保持忍让，但不满的情绪仍时有流露：“老先生等徒尚意气而不顾党之存亡，与其主因，并对余怀疑，乃知前明之亡国，全为书生争尚意气，一日之胜负，久而使无智军人肆无忌惮，以养成亡国之祸，痛哉。”[39]如此长期发展，一旦等到蒋介石地位稳固，他必然不会继续容忍李石曾的这些行为。闲置元老，将元老作为虚悬的门面，也就成为了他的最佳选择。
蒋介石和李石曾等国民党军政元老之间的这种权势转移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方面，李石曾等党国元老与政治日渐疏离后，其身后的派系成员也都遭到了排挤。最典型的就是1933年兴起的故宫盗宝案，李石曾中法系的主要成员易培基、李宗侗均牵涉其中。从此案的审理过程和最终结果来看，明显并非完全由司法手段进行裁判。张继借排挤易培基、李宗侗打击李石曾的可能性很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故宫盗宝案标志着李石曾势力的瓦解，从此李石曾彻底丧失了自己的地盘，成为了光有台面没有桌腿的政治人物。同时，党国元老们兴办的一些事业也受到了影响。比如蔡元培一手创立的中研院在后期发展上就时常受到蒋介石的干预和掣肘。
另一方面，蒋介石个人权力日渐上升后，逐渐走上了独裁的道路。经过两次下野的反思，蒋介石依靠军权，不断蚕食党、政权力。1938年以后，蒋介石在党内确立起领袖地位，并通过政治手段牢牢控制各方权力。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这一时期蒋介石开始事事插手，对于很多事务，前有指示，后有批示。以抗战时期的军法问题为例，根据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何成浚的战时日记记载，可以发现许多军法案件均需签呈蒋介石，而蒋介石的态度也经常会影响到军法审理[40]。王子壮在日记中记道：“彼（蒋）乃事必躬亲，手令纷下，意见虽多，而不相联属，甚且有互相矛盾者，如此治国，真使人有莫之适从之感。”[41]蒋介石个人独裁造成的弊端由此可见一斑。
可以说，蒋介石个人权势的上升是必然和众多党国元老发生矛盾的，他的权力获得始终伴随着元老们的权力流失。因此，李石曾等党国元老从中心到边缘的权势衰落过程，就是蒋介石由边缘走向中心的权势上升过程，他们结成利益共同体，在相互需要、相互利用的反向互动中实现了权势的转移。而究其本质，实是国民党在获取政权、巩固政权的过程中，逐渐背离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所设计的民主政治蓝图，将国家权力系于一党、一人手中。而李石曾权势的演变过程正是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表征。同时，蒋介石在权势上升过程中反思总结出的依靠军权的统治方式，也导致了国民党内军权唯大的局面，最终不可避免地把国民党拖入了“弱势独裁”的泥淖。
【注释】
[1]陈纪滢：《一代振奇人——李石曾传》，台北：近代中国出版社，1984年，第15页。
[2]罗家伦：《商山四皓》，罗久芳、罗久蓉编辑：《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9年，第32页。
[3]杨恺龄：《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台北：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5页。
[4]尚爱松：《我所知道的李石曾》，蒋路、刘北汜、尚爱松主编：《史迹文踪》，上海：上海书店，1994年，第14页。
[5]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二册，台北：“国史馆”，2014年，第47页。
[6]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二册，第52页。
[7]罗家伦：《商山四皓》，罗久芳、罗久蓉编辑：《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28页。
[8]辅仁：《中国政局的鸟瞰》，《现代评论》，1927年，第127期。
[9]李石曾：《现今革命之意义》，《清党运动》，全国各大书坊，1927年，第158页。
[10]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85页。
[11]邵元冲：《邵元冲日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1页。
[12]辅仁：《中国政局的鸟瞰》。
[13]李石曾：《现今革命之意义》，《清党运动》，第159—160页。
[14]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二册，第130、137页。
[15]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二册，第176页。
[16]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二册，第288页。
[17]杨恺龄：《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第68页。
[18]尚爱松：《我所知道的李石曾》，蒋路、刘北汜、尚爱松主编：《史迹文踪》，第13页。
[19]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北京：新华出版社，1992年，第265—266页。
[20]吴范寰：《李石曾与北平大学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卷，第3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1年，第212页。
[21]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三册，台北：“国史馆”，2014年，第131页。
[22]毕万闻主编：《张学良文集》，第283页。
[23]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三册，第366页。
[24]邵元冲：《邵元冲日记》，第710页。
[25]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三册，第398页。
[26]杨恺龄：《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第75页。
[27]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三册，第435页。
[28]杨恺龄：《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第76页。
[29]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二册，第72、144、362、366、518页。
[30]杨恺龄：《民国李石曾先生煜瀛年谱》，第94—95页。
[31]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214—217页。
[32]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75页。
[33]尚爱松：《我所知道的李石曾》，蒋路、刘北汜、尚爱松主编：《史迹文踪》，第14页。
[34]吴范寰：《李石曾与北平大学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11卷，第34辑，第215页。
[35]罗家伦：《商山四皓》，罗久芳，罗久蓉编辑：《罗家伦先生文存补遗》，第34页。
[36]郭廷以、张朋园访问：《白瑜先生访问记录》，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89页。
[37]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二册，第171页。
[38]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二册，第302—303页。
[39]吕芳上：《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第二册，第150页。
[40]何成浚：《何成浚将军战时日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6年。
[41]王子壮：《王子壮日记》（第9册），台北：“中研院”近史所，2001年，第343页。转引自：汪朝光、王奇生、金以林：《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第1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