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石曾前期的权势积累和走向中心

李石曾1881年出生于北京，其父为晚清重臣李鸿藻。李石曾出生于传统的封建家庭，启蒙于传统的封建教育，但最终却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其早年经历来看，与其父李鸿藻、其师齐禊亭不无关系。

于李鸿藻而言，其在家庭教育中，言行时常流露出“反官僚”的倾向，其深恶痛绝晚清官场奔走钻营的风气，并不热心儿子们为官。于齐禊亭而言，在私塾教育中，旧学新学均有兼顾，一方面重视旧学教育，教授传统经学，另一方面也不忽视新学教育，甚至“读报载‘孙逸仙革命’，不惟不反对而且称许”^[1]。李鸿藻、齐禊亭二人均为科举出身，但都不赞成李石曾汲汲于八股文章，相反更多地鼓励李石曾学习天文、算学、史地等新知识。考察当时的时局，科举制虽有式微的趋势，但总体仍然颇为盛行，在这种情况下，李鸿藻、齐禊亭二人能有这样的见地实属不易。

同时，李鸿藻、齐禊亭二人拥有着庞大的关系网络，而这也正是李石曾前期权势积累的基础。李鸿藻在晚清历任清廷要职，门生故吏众多，这为李石曾的活动运作提供了诸多便利。一个突出的表现即是筹款，罗家伦曾回忆说：“他（李石曾）用钱是非常慷慨的，而他又很有本领筹款，所筹的款，总是给他的部下用，所以人乐为用。”^[2]齐禊亭是社会名流，交游广泛，比如王小航、黄思永、黄秀伯等人，通过他们李石曾耳闻目见了许多其生涯中的重要人物。而且李石曾与齐禊亭三子（齐竺山、齐如山、齐寿山）的私谊非同寻常，他们在诸多事务中都对李石曾襄助颇多，李石曾前期革命活动的主要办公场所也设在齐禊亭父子创办的义兴局中。

1901年，经黄思永、黄秀伯父子介绍，李石曾与张静江相识。1902年，李石曾跟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前往法国，经过上海时，李石曾专门前往吴稚晖寓所拜访，两人因而订交。在这期间，李石曾在张园安垲第旁听演说会，又与蔡元培相识。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三人是李石曾一生的良师益友，日后无论是兴办文化教育活动，还是从事政治革命活动，四人都相互合作，关系十分紧密，共同对民国政局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被称为民国“商山四皓”。

1906年，在张静江的介绍下，李石曾加入同盟会，正式参与革命，成为了同盟会早期的会员。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李石曾与汪精卫在天津创办京津同盟会。不久汪精卫前往上海参加南北和议，京津同盟会于是交由李石曾负责。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当时的北京暗潮涌动，革命党人意识到袁世凯和良弼是革命成功的阻碍，计划除去两人^[3]。李石曾于是组织京津同盟会暗杀部成员杨禹昌、黄之萌等人展开暗杀工作，最终袁世凯侥幸逃脱，良弼被炸身亡。这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震撼了晚清政府和袁世凯，促进了南北和议的顺利进行。

同时，这一时期李石曾还创办或发起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改良事业。1906年，李石曾与张静江、吴稚晖共同发起了世界社，次年创办了《新世纪》周刊。1908年，李石曾成立巴黎豆腐公司，并在工人中推行以工兼学，进行勤工俭学的初步试验。1912年民国成立后，为了改良社会风气，李石曾先后发起进德会（八不会）和社会改良会。在发展社会改良事业的过程中，李石曾深深地感受到了国人的愚昧，因而致力于发展文化教育事业。1912年发起留法俭学会，1915年发起勤工俭学会，1916年发起华法教育会，1920年和1921年分别在北京和里昂成立中法大学，兴起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先后派送两千多名学生赴法留学，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李石曾前期权势积累的几个重要因素：第一，李石曾出生于清廷重臣之家，受教于社会名流之门，拥有着极为良好的社会资源，尤其是李鸿藻的社会影响和关系网络。第二，与张静江、吴稚晖、蔡元培、孙中山、汪精卫等一大批民国重要人物相识为友，在中国同盟会草创初期毅然加入投身革命，在中华民国成立初期组织刺杀袁世凯与良弼，使他成为了位居高位的国民党元老。第三，创办或发起了一系列文化教育事业和社会改良事业，尤其是勤工俭学运动社会影响深远。第四，李石曾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上都有一定的学识基础，且个人组织与领导能力出众。

正是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李石曾才能够在国民党内拥有特殊的地位。尤其是前两个因素，李石曾凭借自己北方国民党人的身份和国民党元老的地位，基本奠定了自己在北方国民党网络中的核心地位。这一点在1924年策划并参与驱逐溥仪出宫，担任办理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长；1928年推行大学院制教育改革，建立北平大学区等诸多事件中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尚爱松曾回忆顾颉刚所言道：“当年在北平挂李石曾招牌的，不下二三十个之多，有人背后还称李为‘北方王’。”^[4]从中可以看出李石曾当时在北方的显赫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