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部书内部记载的比较

一部书的形成，有一人自始至终完成的，如《史记》《后汉书》《三国志》《南史》《北史》等，也有官方组织群体合作完成的，如“唐修八史”，还有虽为集体劳动，但经过一人总领编定的，如《资治通鉴》。“唐修八史”是集体合作，虽有宰相监修，但并没有统筹编定，前后常有抵牾之处。即便一人所修，由于篇帙浩大，也难以完全消除前后矛盾之处。而前后记载的差异常常是由于材料的来源不同，因此，比较不同来源的材料，分析其差异，也是发现问题的重要手段。

如杜希德所言，正史的本纪与列传等部分“这些门类的每一种都经历了各不相同的编纂过程。”“正史只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编纂、再编纂以及编辑的全过程的终端产品。”^[26]在漫长的编纂、修订过程中，同一部史书往往会出现前后抵牾的现象。我们以《旧唐书》为例，唐代开馆修史，不仅编出“唐修八史”这样的前代史书，还编撰了本朝的史书，主要是编年体的实录和纪传体的国史，唐代二十一位皇帝中，武宗以上十六帝均有实录流传至五代，为后晋编修《旧唐书》所采用。宣宗以后实录不存，仅《顺宗实录》五卷由于保存在韩愈的《韩昌黎集》中，得以流传后世。唐代也曾多次修国史，如唐初的吴兢、玄宗时的韦述、肃宗时的柳芳都曾编撰过唐代国史。赵翼说：“唐之实录、国史，本极详备，然中叶遭安禄山之乱，末造又遭黄巢、李茂贞、王行瑜、朱温等之乱，乃尽行散失。”^[27]《旧唐书》的编修，就大量取材于当时可见的国史、实录。赵翼说：

五代修唐书，虽史籍已散失，然代宗以前尚有纪传，而庾传美得自蜀中者，亦尚有九朝实录，今细阅旧书文义，知此数朝纪传多钞实录、国史原文也。凡史修于易代之后，考覆既确，未有不据事直书，若实录、国史修于本朝，必多回护。观旧书回护之多，可知其全用实录、国史，而不暇订正也^[28]。

赵翼不仅指出《旧唐书》前半全用国史、实录原文，并且提出其问题，即“回护之多”“不暇订正”。

国史中列传主要取材于传主的后代或门生撰写的行状，因此，行状也间接成为《旧唐书》列传部分的资料来源，黄永年先生指出，唐代国史传记多根据行状或据行状撰写的家传、碑刻等^[29]。但“行状绝非由一位立场客观的官员或官方哪史家所撰写，而是由与某人、某官有关的人或与死者家庭有关及与死者相知甚深的人写成的。”^[30]因此，行状不能不加审查地相信。刘知幾曾批评牛凤及撰《唐书》，“凡所撰录，皆素责私家行状，而世人叙事谓家状，罕能自远”^[31]。便指出行状的问题在于，写行状的人不能免俗，常常虚饰浮夸。后唐同光四年（926）史馆奏疏也指出这一问题：“大凡行状，皆是门人故吏叙述，多有虚饰文华，今请此后所纳行状，并须直书功业，不得虚文饰词。”^[32]另外，修史者个人素质也影响了史书的可信度，如唐高宗龙朔年间，太子少师许敬宗奉诏修史，“《高宗本纪》及永徽名臣、四夷等传，多是其所造”。刘知幾说：“敬宗所作纪传，或曲希时旨，或猥饰私憾，凡有毁誉，多非实录。”^[33]正因为《旧唐书》纪、传有这些问题，将其比较阅读，才会多有抵牾之处。如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中有一篇《新旧书各有纪传互异处》，指出《新唐书》《旧唐书》都有本纪与列传记载相互矛盾的现象^[34]。《新唐书》也多有前后矛盾之处，如吴缜撰《新唐书纠谬》一书，在自序中说：“此书讹文谬事，历历具存。予方从宦巴峡，僻陋寡闻，无他异书可以考证，止以本史自相质正，已见其然。”翻阅该书，可见《新唐书》也常有前后矛盾之处。有些矛盾之处，便有问题可以研究。因此，前人推崇的阅读正史的方法，强调前后参照，即在阅读本纪部分时，所记载的事件涉及哪些人，要同时翻阅相关人物的列传，比较异同，这样更能够发现问题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