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考证

考证是史学之所以成为史学的根本，不过，史学研究语境下的考证并非“言之有据”四个字那么简单。因为能够与“言”完全对应的“据”本就无需考证，恰恰是模糊、暧昧、不完全的“据”才需要研究者通过考证得出“言”（结论）。就秦汉六朝史的论文写作而言，学生一般都能够认识到考证的重要性。关键在于如何通过考证形成逻辑完整的证据链，以得出合理的结论，这往往需要高校教师给予引导。

首先要明确用什么史料展开考证，这需要学生掌握史源学的思维方法。简单来说，关于某一史实的记载实际可以分为多个层次，有的最早，有的最可信，而有的最完整，三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理想状态自然是最早的记载最可信也最完整，但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对于某一史实，找到最早的相关记载是必须的，同时也需要考虑到可信、完整等要素，选择最合适者。故而学生在论文中引用史料展开考证时，最初的工作应是介绍该段史料及选择的缘由。而本科生在撰写论文时往往会忽视这一点。

第二是如何考证的问题，具体来说就是怎样综合利用直接材料、侧面材料与反面材料。学生一般比较重视直接材料，因为最易搜集也最易把握，论证逻辑较为明了，但也正因如此有时会陷入同质性材料反复考证的陷阱中，行文累赘。实际上，同质性材料如果数量众多又需要展现，以简表的形式即可解决。高水平的考证一定是多类型、多向度材料的综合分析，研究者不仅需要呈现直接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侧面材料的发掘与反面材料的处理。侧面材料的发掘有助于加强考证的精细度与深度，反面材料的则直接关系到考证能否成立。如果不注意反面材料的搜集，甚至故意忽略，则不仅考证的逻辑过于简单，且结论的可靠性也难以保证。因为在人类过往浩如烟海的活动信息中，留存下来的有限史料不过是“劫灰中之烬余也”^[4]。无论是直接或反面材料，其数量多寡都不是结论得以成立或否定的决定因素。真正的决定因素，是考证角度的丰富程度与逻辑链条的合理性。

第三是考证的目的，即考证与结论的关系。经过本科阶段的专业学习，学生一般能够认识到论文写作中应避免“以论代史”，但要做到“论从史出”仍颇具挑战。实际上，许多学生并非没有“论从史出”的意愿，但对于考证与结论的关系理解有时偏于简单，仅将考证作为证明预设结论的手段。无可否认，研究者在展开考证前总会有一些预设。不过，成熟的研究者并不会为这些预设所束缚，这就决定了在考证过程中随时修正乃至于推翻原有预设是一种常态。本科生则往往不容易意识这一点，为了迁就预设结论而在考证中削足适履的动作变形时有所见。除了急于成文的焦虑心态，更深层次原因在于学生的预设观点更多地脱胎于经典学术框架，但对于这些框架的使用限度理性认知不足。而对于这种倾向的纠正，实际就牵涉到了专业思维养成的另一个主要方向——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