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史书之间的比较
史书的形成过程各有不同，作者的观点立场、政治地位千差万别，不同的史书对事件的记载往往会有所出入。《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叙》说：“议论异则门户分，门户分则朋党立，朋党立则恩怨结。恩怨既结，得志则排挤于朝廷，不得志则以笔墨相报复。其中是非颠倒，颇亦荧听。”对于不同的历史记载，《总叙》作者主张：“虽有疑狱，合众证而质之，必得其情。虽有虚词，参众说而核之，亦必得其情。”对于古代史书，通过比较，发现不同，进而分析造成差异的深层次原因，或者将不同记载互相补充，从而能够得出较为全面的理解。
为人熟知的经典研究是陈寅恪对李唐氏族的研究，这就是不同史书比较研究的成功案例。陈寅恪认为：“《册府元龟》及两《唐书》等唐皇室先世渊源之记载固出自李唐皇室自撰之谱牒，即唐太宗御撰之《晋书》亦唐皇室自述其氏族渊源之要籍。”[9]李唐皇室自叙之谱系是服从当时政治的需要，并非完全可信，陈寅恪根据《新唐书·宗室世系表》列出关于李唐先世的七条信息，再将其逐一与《宋书》《魏书》中关于李唐先世的资料进行比较，最终得出结论：“李唐先世若非赵郡李氏之‘破落户’，即是赵郡李氏之‘假冒牌’。至于有唐一代之官书，其纪述皇室渊源间亦保存原来真实之事迹，但其大部尽属后人讳饰夸诞之语，治史者自不应漫无辨别，遽尔全部信从也。”[10]
另外，《旧唐书》《新唐书》等史籍与温大雅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比较阅读，也会发现李唐开国史中有一些值得研究的问题。比如关于李渊决定起兵反隋的过程，《旧唐书·高祖本纪》说的比较简单：“太宗与晋阳令刘文静首谋，劝举义兵。”[11]《新唐书·高祖本纪》则更为详细：
高祖子世民知隋必亡，阴结豪杰，招纳亡命，与晋阳令刘文静谋举大事。计已决，而高祖未之知，欲以情告，惧不见听。高祖留守太原，领晋阳宫监，而所善客裴寂为副监，世民阴与寂谋，寂因选晋阳宫人私侍高祖。高祖过寂饮酒，酒酣从容，寂具以大事告之，高祖大惊。寂曰：“正为宫人奉公，事发当诛，为此尔。”世民因亦入白其事，高祖初阳不许，欲执世民送官，己而许之，曰：“吾爱汝，岂忍告汝邪？”[12]
两书均将高祖起兵的首谋之功归于李世民，而高祖李渊则是不得已才答应举兵，从而将李渊刻画成犹豫不决、优柔寡断的形象。但晋阳起兵的当事人、记室参军温大雅所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对此却是另一种说法，根据他的记载，早在受任为太原留守时，李渊就“私窃喜甚，而谓第二子世民等曰：唐固吾国，太原即其地焉。今我来斯，是为天与，与而不取，祸将斯及。”[13]马邑太守王仁恭被突厥所败后，隋炀帝“遣司直驰驿系帝而斩仁恭”，李渊面临危机也曾对李世民说过：“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不早起兵者，顾尔兄弟未集耳。”[14]隋炀帝幸江都，“所在路绝，兵马讨掩，来往不通，信使行人，无能自达。惟有使自江都至于太原，不逢劫掠，依程而至。”李渊认为“天其以此使促吾，当见机而作”。于是“雄断英谟，从此遂定”，“仍命皇太子于河东潜结英俊，秦王于晋阳密招豪友。太子及王，俱禀圣略，倾财赈施，卑身下士。”[15]根据温大雅的记载，则李渊绝非优柔寡断之人，而是“素怀济世之略，有经纶天下之心”[16]。起兵反隋也并非无奈之举，而是早有预谋。那么，两《唐书》与《大唐创业起居注》记载的差异是如何造成的？晋阳起兵的真相又是如何？考虑到武德贞观之交的政治斗争，这些显然是值得探究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发现，就要归功于对不同来源的资料进行比较阅读。
又比如，均田制研究是唐代经济史研究中的一个重点问题，关于唐代均田制的具体内容，各类史籍的记载大同中也有小异，相关记载主要见于《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通典》卷二《食货二·田制下》、《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新唐书》卷五一《食货志》等，内容略有异同，经过比较发现，几处材料对于“非丁男当户者”的受田规定不尽相同。《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记载：
凡给田之制有差：丁男、中男以一顷，老男、笃疾、废疾以四十亩，寡妻妾以三十亩，若为户者则减丁之半[17]。
据此，一般情况下老男、笃疾、废疾受田40亩，寡妻妾受田30亩，二者相差10亩，而若他们为户主，则受田额没有区别，均为“减丁之半”，即受田50亩。而杜佑《通典》记“唐开元二十五年令”如下：
丁男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八十亩，其中男年十八以上亦依丁男给，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四十亩，寡妻妾各给口分田三十亩，先永业者，通充口分之数。黄、小、中、丁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18]。
根据《通典》此条记载，一般情况下老男、笃疾、废疾和寡妻妾的受田额与《唐六典》记载并无二致，但在他们是户主的情况下，则“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总共40亩，比《唐六典》的规定差10亩。不过，据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嘉靖十八年西樵方献夫刊本《通典》则写作“各给永业田三十亩，口分田二十亩”[19]，但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所藏北宋刊本《通典》，此处仍作“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二十亩”[20]。胡如雷先生引《通典》此条作“各给永业田三十亩，口分田二十亩”，但未说明所用版本，但胡如雷先生将“永业田三十亩，口分田二十亩”校改为“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21]。则更不明其所据。《唐会要》卷八三《租税上》记载武德七年均田令：
凡天下丁男，给田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22]。
《旧唐书·食货上》与其说法一致：“丁男、中男给一顷，笃疾、废疾给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若为户者加二十亩。”[23]《新唐书·食货一》也是如此：“授田之制，丁及男年十八以上者，人一顷，其八十亩为口分，二十亩为永业；老及笃疾、废疾者，人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当户者增二十亩，皆以二十亩为永业，其余为口分。”[24]据此，则在当户的情况下，老男、笃疾、废疾应当受田60亩，寡妻妾当户则受田50亩。而天一阁藏明《天圣令》所附《唐令·田令》的说法又不同：
诸黄、小、中男、女及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25]。
这里则很明确的说明老男、笃疾、废疾、寡妻妾当户者都是受田50亩，“各给永业田二十亩，口分田三十亩”，与胡如雷先生所校订的《通典》记载一致。
经过这样的比较，发现“非丁男当户者”授田额的不同记载，就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了。“非丁男当户者”的授田情况到底是如何执行的？造成不同记载的原因在哪？武德七年令和开元二十五年令是否有不同？老男、笃疾、废疾当户者与寡妻妾当户者授田额是否相同？这些问题都是通过对比上述关于均田令的材料而产生的，发现这些问题后，可以借助敦煌、吐鲁番文书，以及传世史籍的相关记载进行研究，从而撰写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