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府州县系统的军器制造

早在洪武八年（1375），明太祖即命令山东等省设局，“造甲胄给军士”^[8]。至洪武十一年（1378），明太祖下诏修整武备，命工部“以岁造军器之数著为令”，其中“甲胄之属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马步军刀二万一千，弓三万五千一十，矢一百七十二万”，并且明确了各地分摊的数额^[9]。对于这部分军器，明廷并未要求地方将其解送京师，应当是存留当地备用。

然而，学界对于洪武十一年所定有司成造军器数目的相关认识，尚存在不小的偏差，或默认其继续成造^[10]，或未正面回应^[11]。事实上，短短三年以后，由于“天下府县、卫所岁造甲胄弓矢之属，民多劳扰”，明太祖“以四方宁谧，当与民休息，故命罢之”^[12]。但从后面的情形来看，这项任务仅仅是暂时停止而非彻底罢废。在洪武十六年（1383）以及十七年（1384），明廷曾两度对部分布政使司及直隶诸府追加派额^[13]，足见所谓“与民休息”仅是暂时性的。洪武二十三年（1390），明太祖同样以“天下岁造弓箭扰民”为由，“令工匠轮班赴京成造”^[14]，然此制实行未久，地方有司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再度承担起了制造弓箭的职责，明廷还首次“令各处布政使司岁造进贡”^[15]。

因此，经过以上频繁的变动以后，地方司府州县实际所成造的军器，已与洪武十一年所定“天下岁造军器之数”的有关规定有着不小的出入。据《徽州府志》记载，洪武年间当地“杂造局季造弓一百七十五张，腰刀三百把，其余头盔、铁甲、弦箭等项随时所需，未有定额”^[16]，而《永乐大典》所载湖州府常课岁办军器，也与之相似^[17]。可见在正常情况下，各地只须成造弓、腰刀即可。

至永乐年间，对于洪武十一年规定的甲胄、马步军刀等项，明廷似已不再要求地方成造。宣德六年（1431），温州府知府何文渊奏称，“本府属县自永乐十年至宣德五年，逋欠岁造弓三万七千一百九十三张，箭二十五万二千三百二十一枝，弓弦一十七万四千五百二十六条”^[18]，已出现了类似后来《大明会典》中所记各布政使司须成造弓、箭、弦的配置。正统时期（1436—1449），湖广澧州知州蒋肇上疏提及，“本州岁办弓箭解京，至沿途损敝”，后英宗答复“今后弓箭令所司用心提督成造，输送到者即从公辩验收受”^[19]。在这则材料中，无论是蒋肇的上疏抑或是英宗的批复，均未言及地方在岁办弓箭以外仍须造解其他军器，亦可为证。

根据洪武二十六年（1393）的规定，各处布政使司皆有造解弓箭的任务。但对布政使司这样主管民政的机构而言，制造军器终非其本来职责，军器局、杂造局等机构亦“不系额设衙门”^[20]，所以部分地区的造解任务后来已逐渐废止。由于现存史料中的相关记载相对较少，对于废止时间、涉及地区等具体问题今已难以考证。不过可以明确的是，随着造解任务的取消，许多地方都较为普遍地经历了一个裁并司府州县军器局的过程，亦即肖立军所指出的有司成造军器的职能有向卫所转移的趋势^[21]。从各地的具体情况来看，有司军器局的裁撤并非同步完成，其动因主要出自于地方官员的主动请求，而不是明廷中央的统一部署。如正统六年（1441），巡抚右佥都御史罗亨信称，山西大同府“杂造局久无造作，官吏闲旷，宜裁省”^[22]。同年八月，陕西平凉府知府陈杰也以类似的理由，请求裁撤该府杂造局^[23]。

至迟在弘治年间，造解弓箭的任务被明廷调整分派到浙江等地，此后再未有所改变，这一部分亦即地方行政系统所须例行造解的全部军器。其成造数额曾屡有所变化，兹以两朝《明会典》所见整理如下表：

表1　《会典》所记弘治、万历年间部分布政司解京军器数额表（单位：件）^[24]

可能引起争论的是《工部厂库须知》中的一些记载，在此有必要进行说明。《工部厂库须知》卷六记有各地解至工部的“军装本折”数目。在南直隶诸府名下，除弓、箭、弦外，还记有若干“副”军器（见下文），如淮安府下记有军器320副^[25]，似与上文所得结论背离，实则不然。从根本上说，这里所涉及的其实是府州县与卫所之间的关系问题。此处所记载的军器副数，并非是指由这些府负责成造，而是由驻防在该府辖区的卫所承担，只是由于明代中后期卫所的职能逐渐向府州县转移，“军、民系统间的严格分际渐趋模糊”，为了便于统计才归到某府名下^[26]。换言之，淮安府下所列军器320副，其所指代的乃是位于该府政区内的淮安、大河、邳州三卫^[27]造解军器数目之和^[28]，这正与该书后文所记载的浙江等地名下的军器副数，为该省诸卫所岁造之和原理一致^[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