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现代大学教育在中国兴起以来，以训练史料意识和功夫为宗旨的课程，最著名且卓有成效者，应该仍要数陈援庵先生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北大、辅仁等高校开设的“史源学实习”。

课名“实习”，陈垣先生说：“空言不能举例，讲授不便，贵乎实习。孔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古人有言：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又说：“史源学一名，系理论，恐怕无多讲法，如果名‘史源学实习’，则教者可以讲，学者可以实习。”^[1]也是说史料意识的养成必须靠本人实践，无法讲授，或单靠讲授效果不佳。陈垣先生的受业学生对此深有体会，赵守俨先生说：“学自然科学的，都要在实验室做实验，那么学历史的，是否也能够做实验呢？这门课对此做了肯定的回答。因为是实验性质，所以不重在讲，而重在练习。”^[2]牟润孙先生也说：“他从不空谈史学方法，只教人追寻史源，比对史书，其用意即在于使学生通过实践去了解治历史的各种途径与方法。”^[3]

陈援庵先生此课程方法，多位学者已有总结：首先是选定教材，标准一是必须以考证名家，且为文需精于材料组织，故其所选全部是清代史学名著；二是考证需有得失可寻，考证水平低劣自然不行，考证太精也不行。故陈垣实践中尝以赵瓯北《廿二史札记》、全谢山《鲒埼亭集》和顾亭林《日知录》三部为教材，钱大昕著作因太精而不适宜，陈垣解释说：“惟其中时有舛误，所以能作史源学实习课程，学者时可正其谬误，则将来自己作文精细也。”^[4]教材确定后，“预先告学者端楷抄之”，“抄好后即自点句，将文中人名、故事出处考出，晦者释之，误者正之”，进一步讲，要看教材文中，“根据是否正确：版本异同，记载先后，征引繁简”，“引证是否充分”，“叙述有误错误：人名、地名、年代、数目、官名”；“判断是否准确：计算，比例，推理”^[5]。而后将所得缀拾成文，如《某某文考释》或《书某某文后》等。

经过一次完整的实践，陈垣先生设定的目标是“因其所考证者而考证之，观其如何发生问题，如何搜集证据，如何判断结果，由此可得前人考证之方法，并可随时纠正其论据之偶误，增加本人读书之经验”^[6]。当年上过课的学生总结收获，有以下几点：其一，通过拆解前辈名家名作的史料依据，“了解前辈治学所走的道路和运用史料的方法”（赵守俨语），认识前人“如何剪裁史料，如何安排史料，如何组织成书，同时也了解了他的史料取舍标准”（牟润孙语），相当于跟着前辈名家学了一遍史料运用、文章组织之法。其二，“找材料的出处，首先可以接触到平常不易接触到的史料，比如方志，除非是找什么地方的材料，一般是不会去读方志的。方志里究竟有什么东西，不知道。只有在查出处时会查到方志。然后才会知道方志有些什么，将来在研究什么问题时就会知道去到方志里找材料。”^[7]这确实是经验之谈，特别是宋尤其是明清以后史料类型丰富，正史、实录、政书、奏议、方志、文集、笔记大量传世，不同文献中会有何种史料，若非有查阅体验，绝不会有认识。久而久之，遇一问题欲查资料，“先闭目遐想，此条究为何人之语，在何书中。及至翻阅其书，臆断有中”^[8]，积累经验越多，越不致茫然无措。其三，初查书必借助目录类工具书，无形中也会利于对目录类工具书熟悉，“找史源，先要仔细想一想，这条史料大约在哪本书里有？顾炎武引自何书？这时目录学的知识就起作用了。”^[9]“搜集资料，要懂得目录学，懂目录学才能懂得一个问题的过去和现在，才能开阔自己的眼界，不然，搜集资料也是无从下手的。”^[10]其四，教材所引材料是否这条材料的原始出处，若非原始出处而致误，正可认识史料层次，体会“父子证”（即相同信息来源史料）和“兄弟证”在作为证据引用时的不同效力，警戒引书不追索原本而引后来习见转抄之书的偷懒行为。

以上几点，特别是使学生有基本的目录学知识、会用工具书，以及懂得文字与史料的区别、懂得史料的层次，我认为是实现学科训练与否、有无学科素养的基本标准。陈垣先生的这门课程，到目前应该还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最佳示范课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