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都’时代”到“‘上京’时代”：辽上京格局的新变化
进入“‘皇都’时代”后，契丹政权迅速扩张，并逐渐走向成熟。天显元年（926）“改渤海国为东丹，忽汗城为天福。册皇太子倍为人皇王以主之”[82]，契丹政权实质性控制了渤海政权；会同元年（938），“晋复遣赵莹奉表来贺，以幽、蓟、瀛、莫、涿、檀、顺、妫、儒、新、武、云、应、朔、寰、蔚十六州并图籍来献”[83]，据有燕云十六州的契丹国，其政权性质与统治手段逐渐变化；大同元年（947），耶律德光“亲征晋国，重贵面缚”[84]，“建国号大辽，大赦，改元大同”[85]，契丹政权进一步融入中原文明之话语体系；统和二十二年（1005），“宋遣李继昌请和，以太后为叔母，愿岁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86]，至此辽国的劫掠战争大体停止，其政权的运作方式、权力结构与形式特征逐步定型[87]，辽国成为“东至于海，西至金山，暨于流沙，北至胪朐河，南至白沟，幅员万里”的大国[88]。
在上述背景之下，会同元年“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南京为东京”[89]，“皇都”正式成为辽之“上京”；统和二十五年（1007）“建中京”[90]；重熙十三年（1044）大同军节度“升为西京，府曰大同”[91]，“于是五京备焉”[92]。“五都错峙，帝宅尊乎中上，则大定之分甲天下”[93]，在权力因素影响下，辽人的空间观念与地理认知均有所变化，从宏观角度来看，辽国形成了以五京为政治经济中心城市的地理格局；而从城市空间层位的微观角度来看，以辽上京为例，从“‘皇都’时代”至“‘上京’时代”，辽上京的东向城市格局产生了微妙的变化。综合文献记载与考古学材料，试将辽上京格局出现的新变化分梳如下：
1.“承天门”之开辟。据上文所论，“‘皇都’时代”宫城疑无南门，“皇都”改“上京”时，“太宗诏番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94]，此条材料有两条非常重要的线索。
首先是“承天门”其名。《辽史·地理志》：“中有大内。内南门曰承天，有楼阁；东门曰东华，西曰西华”。[95]北宋东京宫城东门即谓“东华门”，西门谓“西华门”，[96]南宋“东苑门曰东华”[97]，明代南京宫城“南曰午门，东曰东华，西曰西华，北曰玄武”[98]，北京紫禁城“凡庙社、郊祀坛场、宫殿、门阙，规制悉如南京”[99]，亦有东华门、西华门与承天门，其中承天门于清代改名为天安门。上述宫城中，“东华门”与“西华门”均为宫城东西两侧偏门，而承天门为宫城南侧之正门。因此按照上述命名逻辑，辽人可能将名为“承天门”的宫城南门视作正门。
其次，“承天门”为太宗依汉制因礼而辟。南向观念是“汉制”的重要内涵，因此在上述需求下新辟宫城南门不无道理。《辽史》载：
十一月甲辰朔，命南北宰相及夷离堇就馆赐晋使冯道以下宴。丙午，上御开皇殿，召见晋使。壬子，皇太后御开皇殿，冯道、韦勋册上尊号曰睿文神武法天启运明德章信至道广敬昭孝嗣圣皇帝。
……
二年春正月乙巳，以受晋册，遣使报南唐、高丽。丁未，御开皇殿，宴晋使冯道以下，赐物有差[100]。
契丹受燕云十六州时，开皇殿确实作为重要的礼仪场所，“召见晋使”“册上尊号”并举行宴会。在辽上京宫城南门的考古发掘过程中，亦见到仪式性活动所存留的遗迹。宫城南门门道中央有一打破始建路面的动物埋藏坑，坑内发现两副基本完整的狗骨架和两个羊头骨，其位置经刻意摆放，两犬以侧卧的姿势将羊头骨包围在中间[101]。就目前经过发掘的皇城西门、东门，以及宫城西门、东门来看，尚未见到类似遗迹，说明宫城南门具有特殊性。因此，承天门的开辟可能意味着“‘上京’时代”城市格局的变动。
2.宫城诸门之修缮。修缮状况之不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宫城不同城门在始建后重要性与地位的变化，从考古材料看，宫城的南门与西门均经过多次修缮或营建，而宫城的东门自始建后仅在局部有所修补。
宫城南门在辽代经历了三次营建，第一次应即会同元年（938）“辟承天门受礼”。先是在宫城南墙上设一豁口（亦可能在修筑宫城南墙时便已预留），再修建夯土墩台、门楼与登临墩台门楼用的马道，墩台与马道外壁抹黄泥。第二次营建对夯土墩台进行了削减调整，并在墩台外改抹白灰皮。第三次营建除了调整夯土墩台外，还对墩台及马道进行了包砖处理。宫城南门的数次修缮均未改变其形制与大小，自始建至被毁，宫城南门始终仅有一个门道。[102]
宫城西门在辽代经历了两次营建，其首次营建时间不详，报道亦未提及其在第二次营建后同第一次营建相比有何变化。[103]
宫城东门在“‘皇都’时代”首次营建后，仅在台基中部及北部进行过修补，其中台基中部的补夯痕迹超出了东门台基的夯土范围，推测是对路面进行的修补。由于遗迹破坏严重，始建地面大多被晚期灰坑、灰沟破坏，因此并不清楚其始建时的门道数目。董新林曾在相关报道中推测，由于皇城东门为三门道格局，加之由柱网结构遗迹推测门楼为面阔间、进深两间的平面布置，因此宫城东门可能亦为三门道布局[104]。
尽管从建筑形制上讲，疑为三门道布局的宫城东门在宫城三门中最为特殊，但宫城南门不但经过的修补次数最多，亦在辽代中后期进行了包砖处理，结合辽代中后期五京制的确立，辽上京在国家政治体系中的重要性减弱，如中京即设“大同驿以待宋使，朝天馆以待新罗使，来宾馆以待夏使”[105]，宫城南门未改筑为三门道布局亦属合理。
3.宫城宫殿朝向之变化。目前发现一座重要宫殿基址存在朝向变化现象，该建筑遗址被称为“1号建筑基址”，位于宫城最西端的自然高地上，始建时为东向建筑，同宫城东门与皇城东门处于同一条轴线上。在辽代第二次营建的过程中，该建筑的朝向被改为南向。[106]由于尚未有发掘报告发表，且亦无文献记载能够对应，因此暂不清楚该建筑改建的具体细节。
4.“汉城”之修筑。《辽史·地理志》：“天显元年，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107]。“郛郭”，《说文解字注》：“郛、恢郭也。城外大郭也”，若此处“展郛郭”记载有修建汉城之意，则说明汉城最早于天显元年就已经开始建设。《辽史·地理志》又载，“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108]“城高二丈，不设敌楼，幅员二十七里。门，东曰迎春，曰雁儿；南曰顺阳，曰南福；西曰金凤，曰西雁儿”。[109]《薛映记》：“子城东门曰顺阳”[110]，同《辽史·地理志》的记载相冲突，因此上述城门名称的记载不一定可靠，不过从当前辽上京遗址地表显现的遗迹来看，辽上京皇城南部确实存在子城，该子城修筑于皇城南部，可能也存在着南向布局的考虑。
此外，辽中京的城市空间格局亦可以作为参考。辽中京是辽政权在“澶渊之盟”后所建设的都城。《契丹图志》：“奚地居上、东、燕三京之中，土肥人旷，西临马盂山六十里，其山南北一千里，东西八百里，连亘燕京西山，遂以其地建城，号曰中京”[111]；《辽史·地理志》：“圣宗尝过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郛郭楼阙之状，因议建都。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郛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二十五年，城之，实以汉民”[112]；《王说墓志》：“建彼皇都，营筑劳神，板图任重，加授户部使，掌户籍，辖民夫。大内既成，宏基已就。功名未显，疾病俄萦。”[113]根据上述材料，首先，辽中京所在之地本为“奚地”，所谓“七节度金山河川地”也，在辽上京城始筑前并无聚落，此同辽上京当年的情况类似；其次，辽中京亦有“皇都”之称，同辽上京有着相似的政治地位；再次，辽中京的城市形态“拟神都之制”，从史料来看，辽、宋诸京均无“神都”之叫法，尽管唐代曾短暂将东都更名为“神都”[114]，但从相关记载来看，《辽史·地理志》中所说的“神都”指的应当并不是唐东都洛阳，而是指“南望云气”所看到的“郛郭楼阁之状”。那么“拟神都之制”所建的辽中京究竟是什么样的呢，《辽史·地理志》引《上契丹事》记载：
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城垣卑小，方圆才四里许。门但重屋，无筑阇之制。南门曰朱夏，门内通步廊，多坊门。又有市楼四：曰天方、大衢、通阛、望阙。次至大同馆。其门正北曰阳德、阊阖。城内西南隅冈上有寺。城南有园圃，宴射之所[115]。
路振《乘轺录》：1959年至1960年，辽中京发掘委员会曾组织对辽中京进行勘探与发掘[116]，结合上述材料，我们认为辽中京在城市形态与空间安排上呈现以下特点：首先，辽中京自外之内分为外城、内城（第二重城）与皇城。外城位于内城南部，为规整的长方形形态，其同内城的方位关系与辽上京汉城同皇城的方位关系颇为类似，其北墙即内城之南墙。内城亦为规整的长方形形态，其居中偏北的位置坐落有辽中京的皇城，为近乎规整的正方形，其北墙即内城之北墙。外城、内城与皇城共同以朱厦门、阳德门、阊阖门为轴线，呈现坐北朝南的格局，其轴线所在的位置有大道相通，宽度达到64米，应为辽中京最重要的干道。
外城高丈余，步东西有廊，幅员三十里。南门曰朱厦门，凡三门，门有楼阁。自朱厦门入，街道阔百余步，东西有廊舍约三百间，居民列尘肆庑下。街东西各三坊，坊门相对。
三里第二重城。城南门曰阳德门，凡三间，有楼阁。城高三丈，有睥睨，幅员约七里。自阳德门入，一里而至内门，内阊阖门，凡三门，街道东西并无居民，但有短墙以障空地耳。阊阖门楼有五凤，状如京师，大约制度卑陋。东西掖门去阊阖门各三百余步。东西角楼相去约二里。[117]
综合上述材料，“‘皇都’时代”至“‘上京’时代”辽上京格局所出现的变化如下：在“‘皇都’时代”所形成的东向城市格局的基础之上，在部分建筑及区域上呈现出对东向格局的消解与破坏，承天门的开辟、宫城城门的不断修缮、宫殿朝向的变化与汉城的修筑使南向格局不断显现。位于这一时期所兴建的辽中京亦能作为这一变化过程中有价值的参考，其显著的南向格局与都城规制反映了此时辽人在认知与认同上同“‘皇都’时代”的差异，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上述新变化同权力因素之间的关联。
值得注意的是，辽上京城市格局出现的上述新变化并不意味着其东向格局的根本性改变。“‘皇都’时代”其城郭、宫室与主要建筑便已悉数落成，其时所形成的东向格局伴随建筑的沿用可能延续至辽末。除了上文中所提到的皇城、宫城东门一直沿用的三门道格局以外，辽上京的很多建筑仍旧保持东向的形态，如薛映于上京所见，“北行至景福门，又至承天门，内有昭德、宣政二殿与毡庐，皆东向”[118]。考古勘探亦发现了更多沿用至辽末的东向格局建筑[119]。“‘上京’时代”所出现的南向格局建筑的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辽上京的城市格局，仍需进一步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