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所见“皇都”之建设
契丹本是漠北游牧之族，“其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居”[9]，唐亡以后，契丹逐步展开扩张行动，其活动范围抵达燕、蓟、渤海等以定居为主要居住方式的地区，并常有军事冲突及劫掠。《辽史·地理志》载，“唐天复五年，太祖为迭烈部夷离堇，破代北，迁其民，建城居之”[10]，《太祖本纪》又云，“明年秋七月，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11]，为了安置这些劫掠而得的人口，契丹“城龙化州于潢河之南”[12]，“龙化州”即阿保机未称帝前契丹部族所建的城市。上述“劫掠—安置”过程即是契丹部族时期及契丹政权早期最为常见的一种建城模式，例如：“劫掠—安置”模式同有辽一朝之“头下军州”制度亦有关联[13]。史载：“头下军州，皆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馀不得建城郭[14]。”头下军州制度自阿保机建国之初始，至天祚帝天庆五年（1115）“饶州渤海结构头下城以叛，有步骑三万馀，招之不下”[15]，贯穿辽政权始终。可见，“劫掠—安置”模式为契丹部族及契丹政权建设城市的一条重要线索，而辽上京的最初建设，又是否与“劫掠—安置”模式相关呢？相关史料能够提供一定的线索：
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指越王城），因建城。[16]
是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17]。
俗旧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之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曰西楼邑[18]。
上京临潢府，本汉辽东郡西安平之地。新莽曰北安平。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韦甸，射金龊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19]。
上述史料中有两点比较重要的信息。首先，辽上京临潢府之选址乃是辽太祖阿保机“射金龊箭以识”，这也就意味着，按照上述文献的说法，辽上京所在的位置从一开始便计划修建重要的建筑，即所谓的“金龊一箭，二百年之基”[20]。其次，辽上京在系统性地建设“皇都”之前已兴建有城郭宫室，并且名叫“西楼邑”。辽代相关史料中常见有“四楼”的说法。《资治通鉴》引《虏庭杂记》曾经提到，“契丹阿保机于所居大部落置楼，谓之西楼，今谓之上京；又于其南木叶山置楼，谓之南楼；又于其东千里置楼，谓之东楼；又于其北三百里置楼，谓之北楼”[21]；《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宋仁宗《实录》又云，“有四楼，在上京者曰西楼，木叶山曰南楼，龙化州曰东楼，唐州曰北楼”[22]，指出了四楼的具体位置。由于相关史料记载晦暗不明，加之不同记载间颇有冲突，目前学界关于“四楼”的性质存在着数种不同的解释。王树民、任爱君、陈晓伟等认为，“四楼”乃是分别位于四个不同地点的楼阁式建筑，或是类似中原王朝“丹墀陛阶”的一种专供可汗享用的毡殿，上述观点可被称作“四楼建筑说”[23]；杨军等则学者认为，“四楼”可能与辽代的制度有关，并同其后的斡鲁朵制度与四时捺钵制度一脉相承，上述观点可被称作“四楼制度说”。[24]
解决“四楼”问题的关键是对“楼”的涵义进行准确恰当地阐释。就持“四楼建筑说”观点学者常举史料来看，例如《武经总要》记载，“至阿保机私立年号，称大辽国，建所居部落为西楼，有楼数间而已。后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邑屋皆东向，如军帐之法”[25]。《武经总要》后出于《旧五代史》，其中“后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邑屋皆东向，如军帐之法”语全抄自《旧五代史》[26]，仅改“车”为“军”字而已，且二字形近，似为讹误。此外这里提到“有楼数间而已”是否就意味着“西楼”乃是楼阁式建筑呢？《武经总要》又云：“阿保机既创西楼，又于西南筑一城以贮汉人，今名祖州。”[27]这里文献已经交代的很明白了，西楼既为阿保机所“创”，又何来建筑一说呢，“有楼数间”，也更像是说明“西楼”那时的聚落形态，而并非对“西楼”一词内涵的补充性描述。
《辽史》对于“四楼”的表述则更加清楚。《辽史·地理志》：“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28]，此处用“置”，犹如文献中常见之“置某州”者。《辽史·太祖本纪》：“是岁，以兵讨两治，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威威”[29]，此处以寺建于西楼，其“西楼”当指空间范围。与此相对的是，南方汉人通常径称辽上京为“西楼”。《胡峤陷虏记》云：“遂至上京，所谓西楼也”[30]；《桯史》曰：“（上京）乃契丹所谓西楼者。”[31]案：《辽史》虽“在历代正史中最为下乘”，然而其本自辽人耶律俨的《皇朝实录》及金人萧永祺、陈大任等人所修之《辽史》，可信度较高；《胡峤陷虏记》乃为胡峤亲手所著，其理解或有所偏差，然而胡峤既说“所谓西楼也”，估计是他曾听到将上京称为“西楼”的叫法。因此“四楼建筑说”若想成立，则必须给予上述史料以合理的解释，或者直接否认上述全部史料，这是相当有难度的，因此目前来看，“四楼建筑说”仍旧缺乏坚实的证据。另外从上述史料中可以看出，“四楼”似乎同辽初的某种行政区划制度相关，或者可能为阿保机所置的某种地理区域概念（类似于关树东等学者对于五京道的理解）[32]，这里我们不对“四楼”作为行政区划制度或是地理区域概念的具体内容进行蠡测，仅就同“四楼”相关的史料而言，首先，《辽史·地理志》“祖州天成军”条：“太祖秋猎多于此，始置西楼”[33]，可知祖州与辽上京所在之地均属“西楼”[34]；其次，“西楼非楼”，辽上京城市正式开始营建以前，并没有独立的称作“西楼”的建筑存在；再次，辽上京于正式营建之前“有楼数间”，已经存在数个可能为楼阁式建筑的建筑物。
《辽史》所载神册三年（918）前可能为辽上京所在地的已经存在的建筑物如下：
1.明王楼。辽太祖二年（908），“建明王楼”[35]，辽太祖七年（913），耶律刺葛叛乱，“其党神速姑复劫西楼，焚明王楼”[36]，明王楼遭到焚毁。由后文“冬十月甲子朔，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37]；“太宗诏蕃部并依汉制，御开皇殿，辟承天门受礼，因改皇都为上京”可知[38]，明王楼确实位于辽上京所在地中，确切的位置在后来所建的开皇殿处。
2.天雄寺。辽太祖六年（912），“是岁，以兵讨两治，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以示天助雄武”[39]，由后文“又于内城东南隅建天雄寺，奉安烈考宣简皇帝遗像”可知[40]，天雄寺也确实位于辽上京所在地内。董新林等认为，“皇城南部有不规整的街道及官署、府第、作坊和寺院基址，其中一座寺院内残存一尊残高4.2米的石刻菩萨像，为天雄寺遗址。”[41]
3.龙眉宫。“太祖取天梯、蒙国、别鲁等三山之势于草甸，射金龊箭以识之，谓之龙眉宫”[42]，又“秋八月己卯，幸龙眉宫，轘逆党二十九人，以其妻女赐有功将校，所掠珍宝、孳畜还主”[43]，因此“龙眉宫”可能为辽上京所在地的一座建筑[44]。目前尚不清楚其始筑时间，亦不详其何时废弃。
4.开皇殿。辽太祖八年（914），“冬十二月甲子朔，建开皇殿于明王楼基”[45]，又“天显元年（926），平渤海归，乃展郛郭，建宫室，名以天赞。起三大殿：曰开皇、安德、五鸾”[46]。这两条史料相互矛盾，笔者认为，根据《辽史·地理志》的文法，此处之“起三大殿”乃是约略之说，实际上三大殿的始筑时间可能有所不同。若太祖八年建开皇殿的记载正确，那么开皇殿在神册三年正式开始兴建“皇都”前便至少已经开工。
因此，尽管史料有载：“始建都，默记董役，人咸劝趋，百日而讫事”[47]，听起来像是“罗马一日建成”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在神册三年“城皇都”之前，辽上京城市的营建工作便已经有条不紊地进行了，明王楼、天雄寺、龙眉宫与开皇殿，均是先于正式开始兴建“皇都”前的首批建设项目。“神册元年（916）春二月丙戌朔，上在龙化州，迭烈部夷离台耶律曷鲁等率百僚请上尊号，三表乃允。丙申，群臣及诸属国筑坛州东，上尊号曰大圣大明天皇帝，后曰应天大明地皇后”[48]，在上京城尚在建设的过程中，阿保机先于龙化州“上尊号”，其后于神册三年（918），契丹政权正式决定宣布“城皇都”，“梁遣使来聘。晋、吴、越、渤海、高丽、回鹘、阻卜、党项及幽、镇、定、魏、潞等州各遣使来贺”[49]，可见对于契丹政权甚至是附近各国来说，“皇都”的正式兴建都是非常重要的大事。
契丹政权于明王楼、天雄寺、龙眉宫与开皇殿建设后才决定正式开始兴建“皇都”，自然存在其深层次的考量，在没有相关记载的情况下，我们不去多加揣测，在这里仅讨论由于上述兴建逻辑而产生的一个后果，即在契丹政权尚未完成汉化，甚至连契丹政权都尚未成形，其生活习惯尚以“素无邑居”为主之时，其所兴建的建筑必然在更大程度上烙有民族文化及其知识体系的痕迹，并且在“皇都”正式开始兴建之后，尽管阿保机仿照华夏礼制“称帝”“上尊号”，甚至“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50]，然而受到先期所建建筑的影响，加之可能存在的契丹民族的文化惯性，“皇都”的总体城市形态与空间安排并不能完全消除旧有因素的影响。其东向格局正是一个较为显著的例子。
《旧五代史·外国列传》：“（皇都）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51]，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辽史·百官志》中的“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遥撵九帐南向，皇族三父帐北向”[52]。契丹国俗“凡祭皆东向，故曰祭东”[53]，从中可窥见契丹人有着同华夏礼制不同的方位观念，尽管这样的方位观念在不同时期、因不同社会成员个体所处的知识环境而存在着不同，然而通过上述文献记载的梳理与考证，总的来看，不难发现上述方位观念在“皇都”的建设过程中体现在城市空间与城市形态安排上，并对辽上京的形制、布局及下一步的营建修葺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