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思想，治肝重脾肾

先生学术思想体现在“以整体观念、脏腑学说理论为指导”，在慢性肝病的治疗中，重视肝、脾、肾三脏。先生认为：慢性肝炎病因为湿热疫毒，缠绵难去。病机复杂，病位在肝，最易伤脾，终必及肾。根据“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重视“肝病传脾、肝脾同病”理论在治疗慢性肝病中的重要性。《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第一》中记载：“问曰：上工治未病，何也？师曰：夫治未病者，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中工不晓相传，见肝之病，不解实脾，惟治肝也。”先生辨证时指出：肝木能克伐脾土，见肝实之病，应认识到肝病最易传脾，在治肝的同时，要注意调补脾脏，就是治未病的未病先防。其目的在于使脾脏正气充实，防止肝病的蔓延。“肝病传脾”体现的动态思维是辨证论治的特点，这是一个动态过程，处方要随着病情的变化而变化。

“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脾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主运化水谷精微。脾喜燥而恶湿，五行属土。肝为刚脏，体阴而用阳，主疏泄，其性升达，五行属木。故肝脾两脏的协调配合起着重要作用，脾的正常升降有赖于肝气的疏泄调节。如《素问·宝命全形论》曰：“土得木而达。”即脾土得肝木之疏泄，才能使气机升降畅达，健运不息。另外，脾土健运对肝的生理功能也有作用。脾为后天之本，为各种精微物质之化源，脾气健运，水谷精微输送到肝脏以滋养肝体，肝用得养，则疏泄有度。慢性肝病病位不单在肝，更主要是属于脾的病变。在慢性肝病发展过程中，由于脾虚不运，可致湿浊内生，湿郁日久则可化热；或气血运行失畅，而致瘀血内留；或气血生化之源不足，阴损及阳，而致肝阴不足；或脾虚及肾，而致脾肾两虚等。临床上则可出现各种相应的兼夹证候。但是脾气虚这一基本证候，始终在绝大多数患者身上表现出来，因此，就脏腑辨证而论，应属肝脾同病而以脾病为主之证。先生在慢性肝病的治疗当中，不离健脾之旨，认为脾病固当治脾，肝病也当先实脾。脾胃位居中焦，五行属土，为气机升降之枢纽，气血生化之源泉。生理上有胃主受纳、脾主运化、纳运相合与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升降相因之功。这些生理功能的正常发挥，均有赖肝木之气的疏泄，即所谓“土得木而达”。病理上，李东垣曰：“脾胃内伤，百病由生。”叶天士谓：“肝为起病之源，胃为传病之所。”肝脾两脏病变互为影响。因此，慢性肝病患者由于肝受邪扰，实则肝气郁滞，横克脾土；虚则肝木过弱，不能疏泄脾土。这均可导致脾升胃降的功能失常，进而影响胃纳脾运的功能，临床上出现食欲不振，脘腹胀满，疲乏无力，嗳气恶心，大便稀溏，舌淡苔白腻等症。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脾胃正常则气血充实，正气充足；脾胃虚弱则气血生化乏源，正气亦不足。故慢性肝病的发生与脾胃的虚实密切相关。

“肝肾同源”是先生治疗肝病的又一重要思想。五行中肾属水，肝属木，肾水可涵养肝木，即《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所云：“肾生骨髓，髓生肝。”精血同源，精、血分别为肾肝所属，故曰“肝肾同源”。且肝肾为母子之藏，肝病易及于母藏——肾，即所谓“子病及母”。生理上，肝为藏血之脏，肾为藏精之脏，肾精可化为肝血。由于肝主疏泄，肾司封藏，肝气疏泄正常，则肾开阖有度，肾之封藏亦可制约肝之疏泄，勿使太过。病理上，慢性肝病之邪为阴为湿时，易伤阳气，可损伤脾阳，日久也可累及肾阳，形成脾肾阳虚之候，临床表现为胁痛腰酸，乏力腿沉，面黄晦暗，精神萎靡，畏寒肢冷，食纳不香，完谷不化，大便稀溏，小便清长，舌淡苔白，脉沉弱；而慢性肝病之邪为热为阳时，易耗伤阴津，灼耗肝阴，日久也可累及肾阴，形成肝肾阴虚之候，临床表现为胁痛腰酸，手足心热，低热口干，失眠多梦，急躁易怒，大便干燥，小便短赤，舌嫩红，少苔，脉细数。治疗应根据“虚则补之”的原则。肾为先天之本，其所藏之精，有赖于后天的滋养。所以，肝病而致脾虚，亦可及肾而致肾虚，亦可及脾。

由此可见，先生临床辨治特点以整体观念、脏腑学说理论为指导，在慢性肝病的治疗中，十分重视肝、脾、肾三脏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