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实物史料问题[1]——以北京地区的文学遗迹为例

冯　雷

自金朝1153年迁都燕京以来，在800余年的历史中，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特别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的文学活动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广州、重庆、桂林、香港等城市，而北京无疑是最为重要和特殊的。凭借着独特的社会历史地位，北京吸引了大量文人汇聚于斯，他们在北京彼此砥砺、争鸣，直接肇始了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和新文学，其影响于今尤甚。这些作家、诗人在北京（北平）生活、创作、斗争，留下了许多珍贵的文学遗迹。除了其故居之外，还包括与之相关的院落、胡同、会馆、学校、书局、报馆、寺庙、酒肆、商铺、公园以及剧场等。其墓葬因为不是作家主动参与的，所以暂不考察和讨论。这些文学遗迹不仅关乎作家们的生活，而且同他们的心态和创作、同文坛风云的变幻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这些文学遗迹理应被视为特殊的实物史料，而北京无疑是一座不可多得的史料富矿。

史料对于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教学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史料的搜集与整理也一直是现当代研究的重要工作。但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史料工作的重点都停留在刊物、书信、档案、手稿以及晚近拓展到的广告、日历等文本、文档方面，而对胡同、故居等实物史料则不大关注。这导致现代文学史在涉及一些重要的地点信息时显得非常含糊。比如在描述作家的行迹时往往以北京、上海等所在城市的名字一笔带过。又如关于《新青年》和“文学研究会”等都是现代文学史教学中的基础知识，然而当年《新青年》编辑部在哪里，“文学研究会”又是在哪里成立的？这些问题，文学史教材里一般都不作交代。这其实就好比引用文献但却不注明出处一样。再如沈从文初进京城，先住会馆，不久又搬到北京大学的学生公寓，他居住的会馆和公寓分别在什么地方，除了描述生平之外，他的迁居还能否说明其他问题？进而言之，北京城的城市格局与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社会变革之间有什么对应的关系？如果仅仅讨论作品的话，这些问题恐怕都难以进入视野。如果说古代文学研究因为年代久远，无法考订文学遗迹的准确位置的话，那么现代文学去今不过百年，不少文学遗迹是可以考证清楚的。而且，具体到街道门牌、准确定位哪个胡同、哪个院子，在笔者看来，不是一种“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的考证，而是不仅关乎文学史研究的史学品格，并且关乎对城市文化的认识和开发。

2015年3月18日，上海文学博物馆总体规划专家论证会在沪举行。陈思和、孙甘露、陈子善、杨扬均倡言加强对作家故居的保护、建立文学博物馆。相比较之下，北京文学遗迹更多，在北京讲授现代文学、现代文学史具有得天独厚的“地利”优势。适量、适度地引入文学遗迹这样的实物史料，不仅可以使得课堂教学更加生动立体，而且还可以延展出不少有意义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