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的迁居与社会阶层的跃升

经济收入和社会阶层无疑制约、影响着作家的生活起居状况，考察故居等文学遗迹或许有助于想象和体会一些文学现象。

鲁迅在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作序时写道：“蹇先艾叙述过贵州，裴文中关心着榆关，凡在北京用笔写出他的胸臆来的人们，无论他自称用主观或客观，其实往往是乡土文学。在北京这方面说，则是侨寓文学的作者”（鲁迅，2005）。现代文学史教学中，人们通常关注的都是由这段话引发的“乡土文学”。而实际上“乡土文学”和“侨寓文学”正是一个问题的两面。鲁迅能有如此感怀，同他当年的“侨寓”经历未见得没有关系。1912年5月鲁迅随教育部一同迁往北京，此后长期住在菜市口附近的绍兴会馆里，一直到1919年11月才搬进八道湾胡同。创作于这一时期的《孔乙己》《明天》，其中的“鲁镇”显然脱胎于故乡绍兴，《药》里“丁字街头破匾上‘古口亭口’”（鲁迅，2005）正是秋瑾英勇就义的地方。这些作品对绍兴风土可谓多有涉及。或许正因此，鲁迅更能敏感地注意到和他一样“独在异乡为异客”的那些“侨寓文学”的作者，也更能理解他们笔端那浓郁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巧合的是，“乡土文学”代表作家之一的许钦文^[2]十八岁初到北京时也是前往位于南半截胡同的绍兴会馆投宿，当行至菜市口他忽而想到“有名的《呐喊》是在绍兴会馆里产生的，想来作者，当时也常在菜市口这地方经过”（许钦文，1936）。由于资料的匮乏，目前暂时没有查找到其他乡土文学的代表作家曾在哪里居住。不过由鲁迅和许钦文的例子可否略作猜想，当年的“侨寓”者初来乍到生活清苦，居于社会中下层，苦闷之情无从排解，所以下笔行文时不免想起故乡生活？因而“乡土文学”或曰“侨寓文学”是否可以看作是处于社会中下层的外省人的情绪表达？1919年11月，鲁迅搬进西城八道湾胡同11号，院子共三进，屋舍众多，和蜗居在绍兴会馆时的情形相比，鲁迅的起居状况大为改善。1923年“兄弟失和”之后，鲁迅也一直住在西城，而没有再迁往外城去。这种从外城向内城迁徙的轨迹实际上也说明鲁迅的生活水准和社会地位提高了。

另外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沈从文的迁居。1923年沈从文来到北京，住进“位于前门附近不远杨梅竹斜街酉西会馆一个窄小房间里”（沈从文，2002）。转过年来，沈从文又搬到了沙滩附近银闸胡同的公寓里，名为公寓房间，实际上是由储煤间临时开窗改造而成，“既湿且霉”“仅可容膝安身”（沈从文，2002），沈从文名之为“窄而霉小斋”。住在沙滩，自然是为了到北大蹭课听讲更方便些，在这里沈从文陆续认识了刘梦苇、冯至、蹇先艾、胡也频、丁玲等一大帮年轻人。沈从文早期也写了不少可以被视为是“乡土文学”的作品，并且还几度动摇想要另作选择。

从酉西会馆搬到银闸胡同，这是简单地从外城搬到了内城。沈从文的情况和鲁迅不同，鲁迅是属于改善型，沈从文则始终是刚需。沈从文是从外城宣武门内外的报馆区搬到了内城以北大为中心的思想策源地，这种迁居实则又生动地说明，在社会转型背景下，阶层的流动方式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沈从文自己也曾说“我的生活是应当在那么一个公式里发展的”（沈从文，2002），即在地方凭借宗族关系和家庭威望做几任小官，娶妻生子。然而早年的行伍生涯让沈从文看饱、看厌了杀戮，再加之生活中一系列偶然事件以及对新文化书报的阅读，这些促使沈从文思考生命的意义，最终决定挣脱命运的公式，做一个“自由人”“独立人”，“看看我自己来支配一下自己，比让命运来处置得更合理一点呢还是更糟糕一点”（沈从文，2002）。这似乎是时代的共识。青年鲁迅惶惶然却还是选择“走异路，逃异地”（鲁迅，2005）。胡适在赶考庚子赔款留美学生的途中致信母亲说：“科举既停，上进之阶惟有出洋留学一途”（胡适，2003）。同样，沈从文也是抱着做“学生”的梦想来北京的。如果说“学生”这样的身份似乎铺就了觐见“德先生”“赛先生”的未来之路，那么“北京”也就不仅仅是一个空间存在，而是一个超级能指，是一种被赋魅的政治承诺和文化承诺。“北京”是历史造就的一个多面的复合体，她意味着文明与新变，意味着个人的前途和国家的进步，这种想象时至今日也依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