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祥的廉政体现
“我们一定要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扫除净尽，我们誓为人民建立极为清廉的政府，我们为人民除水患兴水利修道路种树木及做种种有益的事，我们要使人人均有受教育读书识字的机会，我们训练军队的标准是为人民谋利益，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武力。”
上面这段话是冯玉祥将军所说，并两次被雕刻在碑上，一次是1927年由时任正宁县县长杨楚材刻石所立，被誉为“仁人之言”碑；另一次是1927年由平等县县长路尔宏所立，被誉为“扫贪碑”。上述这段话极其易懂，所讲述的愿景都是民众最希望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一些内容，不是空谈，是冯玉祥将军政治理想、治军思想及民主进步思想的集中表现。
在冯玉祥的廉政中，体现着非常浓厚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是冯玉祥政治思想的基础，也是他后来走向民主思想的源头。他时常教育他的部下：“兵饷粮饷，民脂民膏，故吾等必须作益民之事。鸡犬微物，尚能守夜司晨，以报主人。军人若不能保国为民，曾（真）鸡犬之不如矣”（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2）。在其主政各地，多有为民善举，颇为人民拥戴。
冯玉祥兵驻常德，见城内的街道坎坷，民众出行不便，便多次拨款，翻修道路。又见常德城外道路难以行走，因此动员军队修筑了常德至津市的公路，路面约四米宽，极为利民。在主政陕西时，潼关到西安有一条大道，在当时算是比较好的公路，但是天晴时也坎坷难行，雨天时更是无法举步，冯玉祥于是命令部队与百姓一起修筑，极大地方便了潼关与西安的联系。1922年冯玉祥督豫期间，疏浚惠济河得到当地百姓的称赞。1924年8月，丰台永定河河水陡涨，危难之时，冯玉祥亲率部队进行抢修，保住了永定河堤。使得居民田产免遭淹没，京津铁路也得以安全运行。冯玉祥所驻之处，多为西北贫瘠之地，民生艰苦，于是他创办了很多的公益机构，如：养老院、孤儿院、残废院以及平民医院。另外，还设栖留所，建筑贫民住所；办图书馆，开辟公园，筹办简洁实惠的旅社，使辖区的社会面貌大为改观。冯玉祥的这些善举受到国内外人士的瞩目。
冯玉祥所处的北洋及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局混乱，吏治腐败，民不聊生，冯玉祥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多次发电告诫辖区各地方长官，要大力澄清吏治，选贤任能。县长为地方一把手，其举手投足关乎地方发展至巨，所以任命县长必须“以具有政治知识与经验，或特别才能，通达治术者为合格”，要将那些不办事害民者一律撤换。只有如此，才能“庶居官者，人人能尽其材；而在野者，人人可被其福”（冯玉祥，1998）。冯玉祥极其注重吏治的廉洁，只有有一批为人民办事、为人民着想的好基层官员，各地办事才能因地制宜，才能促进当地的发展。
西北地区以农业为主，但自然环境恶劣，广大农民最大的问题就是吃饭问题，而农业也是军队非常重要的支柱，故冯玉祥对于农业的发展极为重视，认为“农业为民生基础”（冯玉祥，1998），应采取多种措施发展农业。发展农业的首要问题是，农业是谁的农业，冯玉祥认为是农民的农业，发展农业农民要有主动权，只有农民获得农业发展的主动权，才能调动其积极性，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所以办的农民协会必须由农民自己组织，其目的就是要扶植农民的权力，巩固农民利益，使得权力和利益自始至终属于农民。在北洋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广大的农民是没有奋斗积极性的，是处于受各种势力欺压状态的，而冯的这一举措，有使农民翻身当家做主的意味。此外，冯玉祥还进行移民开垦，冯玉祥认为：“欲实行救国救民，非由西北开垦不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1992）。他认为中国东西部人口不平衡，西部广大地区人烟稀少，故主张向西部迁移人口，主要向民国时期青海地区迁移，这一想法的初衷是好的，但实施起来困难不少，因为中国人口总体布局是中国地理大环境决定的，靠人力改变很困难，但这一想法也凸显出冯玉祥对于天下苍生的关心。此外，冯玉祥还进行农业技术的改良，他建议“由各省政府分备汽车五辆或十辆，携载各种关于农作之电影照片及改良农业之标本，偕同农业专门人员，到农村中去，逐处放演；并借放演机会，向民众讲演改良农业之办法及步骤，以增进农民之常识技能，以为改良农业之张本”（冯玉祥，1998）。
冯玉祥的辖区主要在西北各省，自然环境恶劣，民众生活困难，一般都是靠从土里刨食，虽然自然资源十分丰富，但由于地理偏僻，开采难度大，故难以吸引资本，厂矿企业很少，也就难以有产业工人的诞生，民众收入单一。故冯玉祥在西北开设了许多工厂，不仅便利民生，而且也可以增补军费。在他的倡导下，“先后开办了纺织厂、制药厂和制革厂，并整顿了延长石油官厂，改良了同官、汉中一带煤矿，筹设水泥厂，开办皋兰铁矿、煤矿；探采玉门石油，积极筹划开办皋兰铜矿，西宁属铝矿，沙金及平番锰矿；调查镇安铜矿，兴安石棉，褒城银矿。提倡应用化学工业，提倡开办玻璃厂、颜料厂、钉针厂、骨角纽扣厂、珐琅厂、罐头厂、煤气厂、教育用品厂等”（陕西省档案馆，1990）。西北工业的发展，是对于民族资本的扶持与肯定，利于与外资企业争国利，也是商战的体现、爱国主义的表达，诸多的举措对于西北实业的发展有很大帮助，为西北大开发提供了一定的经验。
冯玉祥在主政西北地区时期，对革除陋俗，改良西北社会也极为重视。近代以来，西北地区鸦片极其泛滥，广大的耕地不种粮食而种罂粟，吸食鸦片的人不计其数，西北地区本身就贫穷落后，而鸦片的泛滥对于西北地区更是雪上加霜，西北地区鸦片问题尤以陕甘两省最为突出，人称“烟国，毒害生灵莫可言状”。1921—1922年冯玉祥督陕期间，就下决心禁种罂粟，“我认为这是害民祸国灭亡种族的毒根，不管陕西的财政收入怎样仰仗烟税，我必欲禁之而后安心”（冯玉祥，1998）。1928年，他连发两电，严令豫陕甘禁种罂粟：“必须下大决心用革命手腕，厉行禁种、禁运、禁吸，方能有成。至于城市村镇，公然开灯，尤应悬为厉禁，从严处罚。国家存亡，在此一举。铲除毒根，不容稍事踌躇。”同时，在辖区内对妇女缠足问题和娼妓问题也进行了整治，他说：“女子缠足，戕贼肢体，束缚自由，步履维艰，操作困难，以致成为男子之寄生虫；若不急谋解放，实不足以提高女权，维持人道”（冯玉祥，1998）。他认为，“娼寮之为害，甚于蛇蝎，不但有害个人德性，并且败坏社会风化”（冯玉祥，1998）。对于缠足和娼妓问题他多次谕令西北各地长官要求进行整治。冯玉祥在其辖区割除陋俗，改良风俗运动，对于西北地区的发展十分有益。
中国近代社会的一大祸患就是各地军阀的军队。军队本应该保家卫国而存在，但中国近代的军队却如土匪，军纪极差，欺压百姓，鱼肉人民，而且多如牛毛，只是军阀手中谋私的工具，各路军阀在中国各个地区轮番登场，今天你来，明日他来，今日你打他，明日他打你，总之就是纷争不断，内战不断，民众无法正常生存，只能去入伍当兵，或者上山为匪，恶性循环，导致军队在民众中的印象极差。但冯玉祥治军相对严格，尤其是在五原誓师之后，他声言要成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信徒，把塑造军人保家卫国新形象当作重要宗旨，同时也是为了获得西北人民的支持，改善军民关系，从而有一个可靠的后方基地。冯玉祥一再告诫官兵：凡有益于民众者，必须竭力帮助办理。凡使民众感受痛苦或不良影响，必须竭力避免、竭力减少，必如此实心实地爱民，方能得民众之同情，方为真正革命军队，方不败本军历来声誉。革命之目的在此，党国之根基在此，军队性命根本亦在此。他要求军队爱护老百姓，认为老百姓是军队的衣食父母，他说“军人吃的用的穿的住的都是老百姓的血汗。一饭之恩，终身不忘。军人受了老百姓的大恩，必须时时刻刻存着报答的心才好”（冯洪达、余华心，1981）。冯玉祥在每一支部队中建立了三问三答的制度。每天早晚官兵集合，问：“你们的父母是什么人？”答：“老百姓。”“你们的亲属是什么人？”答：“老百姓。”“你们的朋友是什么人？”答：“老百姓。”最后首长讲：“你们的父母、亲属、朋友都是老百姓，咱们就是老百姓的部队，就要热爱老百姓，为老百姓服务”（冯玉祥，1942）。
冯玉祥注重通过口号以及口号与音乐相结合的方式对士兵进行教育，使其知国家民族大义，提高自我道德素质，懂得自我约束，从而军纪严明，不扰民，真爱民。冯玉祥说：“我以为改善官兵的思想，歌唱是一种最有力的工具……中国的士兵，不识字的居多，你每天上讲堂给他讲‘消极的’‘积极的’那一套……你即或讲得通俗一点，他不会笔记，全凭脑子，总是记不完全。你若能把正确的思想，用通俗的歌句写出来，教他们唱，唱会了，管保他一辈子也忘不了。”当时冯玉祥军中编写了很多军歌，诸如《国耻歌》《战斗精神歌》《吃饭歌》《救国白话歌》《男儿好汉立奇功》《劝忠烈歌》等，这些歌曲都很浅显易懂，适应士兵的文化水平，对提升部队的战斗力，培养官兵的反帝反封建意识和爱国爱民思想有很大的帮助，而只有这样的军队才可以获得民众的拥戴。
冯玉祥将军的诸多廉政是那个黑暗时代的一道曙光，感染了许多追求国家独立民族富强的青年人，对于改造落后的中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冯玉祥的廉政仍然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的为民做主，是一种传统的清官文化，是要做好人民的父母官，去管理人民、爱护人民，这是一种主从关系，而不是人民自主，不是去做人民的公仆，而只有做人民的公仆，才可以由人民选举，让人民监督，人民才是主人，只有这样才是民主，才是廉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