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都市文化的聚合与演绎
1927年南京取代北京成为国家的首都，1928年，“北京”改名为“北平”，这一字之差似乎真的削掉了不少昔日帝都的霸气和华贵，紧接着出版业重心南移，大批文人聚拢在上海，象征着摩登、时尚和现代的“海派”开始崛起。而和上海相比，北京作为一座现代都市的形象则不是那么鲜明。在何其芳的诗文里，北平乃是一座终日湮没在“风沙日”中的“古城”，卞之琳则打趣似地写到“北京城：垃圾堆上放风筝”，这种心态值得关注，文学研究通常把它和艾略特对中国的影响联系起来。但其实北京自然远非一片“荒原”，文人雅集似的结社、聚会重要而且醒目。一般的文学史研究对这些雅集、结社都有涉及，只是通常更注重文字资料的爬梳，而不大深究它们到底发生在哪里。问题是北京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而那些公园、胡同、庙宇则是人们称述历史与文化、想象和感知北京的锚点所在，否则当李欧梵在《上海摩登》里玩味上海外滩的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等时，北京的“现代新风雅”（谢志熙，2011）体现在哪里呢？在阅读文本之外，辅之以实物史料的考察，可以更好地想象和理解北京文坛以及所谓京派的气质特点。
公园是西方文明的产物，辛亥革命之后，许多旧日的皇家园林被改为公园。鲁迅多次在日记里记述他和朋友们一起逛万牲园、陶然亭、先农坛等游玩的经历。胡适在1924年1月5日的日记中曾写道：“到聚餐会。是日到会的只有陈通伯、张仲述、陈博生、郁达夫、丁巽甫、林玉堂。但我们谈的很痛快”（胡适，2003）。公园已经成了民国时期文人雅集的重要场所。
中央公园原为皇家的社稷坛，始建于明朝朱棣迁都北京之后，与太庙遥相呼应。1914年10月10日改为公园正式向社会开放，1921年1月4日，郑振铎、周作人等12人在中央公园的来今雨轩召开了成立大会，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个文学社社团宣告成立[3]。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完婚选择的也是中央公园。
北京的北海公园也是重要的文学现场。北海公园始建于金朝，此后历经营造，庚子之乱中惨遭劫掠。辛亥革命后，闭园十年。梁启超是较早进入北海公园的人。1913年5月到10月，梁启超曾暂住团城。1922年，在梁启超的努力之下，松坡图书馆一馆在北海快雪堂建立。1924年4月26日，梁启超在北海北岸的静心斋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京城名流40余人到场致意。值得一提的是，当晚，徐志摩、林徽因还陪同泰戈尔到北京著名的法源寺游览，浓郁的丁香让异域的文豪流连忘返。1926年10月3日“孔诞日”这一天，在北海东北角的画舫斋里，徐志摩和陆小曼举行了婚礼。三十年代京派重要的文学刊物《水星》的诞生也和公园有着密切的关系。《水星》是《文学季刊》的副刊，卞之琳曾回忆说：“一个夏晚，我们不限于名为编委的几个人，到北海五龙亭喝茶……因为不是月夜，对岸白塔不显，白石长桥栏杆间偶现车灯的星火，面前星水微茫，不记得是谁提出了《水星》这个名字”（卞之琳，1983）。丁玲也是北海的常客，1933年她和洪深在北海公园见面，敲定了去上海的打算（王增如、李向东，2006）。认识冯雪峰后，两人也常在北海公园、中山公园见面（王增如、李向东，2015）。常去北海公园的还有朱光潜，从他居住的慈慧殿三号“一直向北走，就是后门大街，向西转几百步路，就是北海”（朱洪，2012）。
早期的文学社团中，影响较大的新月社也是在北京成立的。1922年年底徐志摩回国晋京，住进了石虎胡同七号。那里是松坡图书馆专藏西文书的二馆，也是图书馆总部所在地。在“聚餐会”的基础上，1924年3月间成立了“新月社”，1925年年初“新月社”又随徐志摩搬到松树胡同七号，且又创办了“新月俱乐部”。新月社的成员经常在这里举行文艺聚会。沈从文回忆：“我头一次见到这个体面作家（徐志摩）时，是在北平松树胡同新月社院子里，他就很有兴致当着陌生客人面前读他的新作。那时节正是秋天，沿墙壁的爬墙虎叶子五色斑斓，鲜明照眼。他坐在墙边石条子上念诗”（沈丛文，2002）。1925年年末，徐志摩和陆小曼住进了兵部洼胡同，这里依旧是门庭若市。于赓虞回忆说“自《诗刊》发刊到停刊，这中间每周要在志摩家中开一次读诗会”（于赓虞，2004）。翌年十月徐志摩南下上海，“新月社”的活动也随之转至黄浦江畔。
相比较于徐志摩家里的聚会，林徽因和朱光潜的“文学沙龙”则更为著名。1931年林徽因和梁思成回到北平住在北总布胡同三号。“当地的艺术家，诗人，以及一切人等，每逢清闲的下午，想喝一杯浓茶，或咖啡，想抽几根好烟，想坐坐温软的沙发，想见见朋友，想有一个明眸皓齿能说会道的人儿，陪着他们谈笑，便不须思索地拿起帽子和手杖，走路或坐车，把自己送到我们太太的客厅里来。在这里，各人都能够得到他们所想望的一切”（冰心，1994）。冰心虽然语带讥讽，但“太太的客厅”的情形从中也可窥得一二。京城的文人们似乎都以能到“太太的客厅”做客为荣。萧乾曾回忆说：“那几天我喜得真是有些坐立不安。老早就把我那件蓝布大褂洗得干干净净，把一双旧皮鞋擦了又擦。星期六吃过午饭我蹬上脚踏车，斜穿过大钟寺进城了。两小时后，我就羞怯怯地随着沈先生从达子营跨进了总布胡同那间有名的‘太太的客厅’。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林徽因。如今回忆起自己那份窘促而又激动的心境和拘谨的神态，仍觉得十分可笑”（萧乾，2005）。
和“太太的客厅”毗邻的还有金岳霖的“湖南饭店”。老金和梁林同住一个院子，梁林住在前面的大院，老金住在后面的小院，各有单独的门户。老金有一个会做西餐的厨师，他特意嘱咐厨师按朋友的口味调制咖啡。老金单身，无人打扰，所以“太太的客厅”其实通常是设在“湖南饭店”。
1933年朱光潜由法国回国开始执教北大，住在慈慧殿三号。1934年5月间至1935年年底，“京派”的名流诸如周作人、沈从文、朱自清等甚至包括林徽因在这里几乎每月一聚。“慈慧殿并没有殿，它只是后门里一个小胡同，因西口一座小庙得名。庙中供的是什么菩萨，我在此住了三年，始终没有探头去一看，虽然路过庙门时，心里总要费一番揣测。慈慧殿三号和这座小庙隔着三四家居户，初次来访的朋友们都疑心它是庙，至少，它给他们的是一座古庙的印象，尤其是在树没有叶的时候；在北平，只有夏天才真是春天，所以慈慧殿三号像古庙的时候是很长的。它像庙，一则是因为它荒凉，二则是因为它冷清，但是最大的类似点恐怕在它的建筑，它孤零零地兀立在破墙荒园之中，显然与一般民房不同”（朱光潜，1998）。风景虽不甚迷人，但较之“太太的客厅”，这里的“读诗会”却更具理论层次。
从在京文人的活动场所和活动方式不难看出，现代文学时期，传统的文人雅集和西方的沙龙聚会在北京这座古城奇妙地合二为一了。由此应该可以说，现代文学时期，北京文坛的气质较之于老北京的官样、雍容，她更现代；与上海相比较，她又更传统、持重。所以北京文坛所呈现出来的也正是另一种新型都市文化的聚合与演绎。
适当地引入实物史料，不仅可以让课堂教学更加生动，拉近现代文学和当代社会的距离，而且还可以延展出文学空间、文学场、文学现场的分布等许多新的学术话题。文学教育也不应当仅仅是一种故步自封的学术操练，而应当是关乎人心、关乎时代的。而实物史料正是沟通想象与现实的重要媒介。从这些方面来说，加强实物史料研究，不仅必要，而且可以说是大有可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