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从未想过我会写一本与秦腔有关的书。从事传媒工作20多年，深切感受了国人文化娱乐生活的巨大变化，2005年，全民发短信为“超女”投票；2010年，电视综艺、真人秀铺天盖地；2018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600亿。现在一部手机就能联结世界，谁还会坐在剧场里看一场古老的秦腔？年轻人的选择太多了。

但秦腔总是有人听的。秦腔声腔来历悠远，上承唐代梨园，经宋、元、明、清千余年，就这么一代代传承下来了，并没有因生活方式的转变而消亡。我们的城乡越来越都市化，年轻人见面大都操着一口标准普通话，很少听谁说方言，我女儿就不会说陕西话，我一直为此遗憾。在陕西，方言被边缘化了，而秦腔更成为一种似有似无的存在。说它“无”，年轻人宁可花两个小时看一场无聊的电影，也想不起来去听什么秦腔名段；说它“有”，你看看傍晚时分的易俗社小剧场，每到周末演出照旧，熙熙攘攘。这是一个信息纷繁交错的时代，你不能因为自己感知不到就说它没有。就像我，当本书的责任编辑提出这个选题时，我那么轻易地问了一句：“秦腔，还有人听，有人看吗？”

事实证明是有人听有人看的。坐在易俗社小剧场，四方桌，灯挂椅，舞台灯光亮起，大幕拉开，生旦净丑粉墨登场，一时“英英鼓腹，洋洋盈耳，激流波，绕梁尘，声震林木，响遏行云”，真是“热耳酸心”啊！哎——原来我也会激动，原来它一直都在，原来它从没有离开。我是秦人，秦腔的种子埋在我的身体里，秦声流淌在我的血液中，当你充沛时，也许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但如果没有它，你将“失血”而死。我终于理解了那一群“北漂”的年轻人，为什么一定要成立“大秦之腔”北京青年研习社，没有资金，没有场地，坚持15年也要学秦腔，唱秦腔，因为这是他们的根，是他们割舍不了的乡愁。

接下这本书的那一刻，我便与秦腔，与易俗社展开了跨越时空的对话。记忆深处的暗盒一旦打开，与秦腔有关的画面一帧一帧曝光、显影，在我面前连成一条河流。

我是在城墙根儿长大的，我家老宅子坐落于西安市碑林区下马陵兴隆巷56号。小时候院里来了外地客人，老人们就会说，来西安要看两样东西，一看孔庙的碑林，二看易俗社的戏。这两个地方离我家都近，更重要的是易俗社的老社长高培支和我家就住同一条巷子里——兴隆巷42号。“走！易俗社看戏去。”老人们说这话时就多了几分底气，好像易俗社是自己家的。我大爷是个戏迷，每天清晨，他都要在院子里拉开架势，吼上几声。他说，这一吼把肚里的浊气吼出去了，人一天都畅快。对易俗社的戏，他如数家珍，《三滴血》《火焰驹》《夺锦楼》《三回头》……我想，小时候我一定是跟大爷看过戏的，我以为自己早已淡忘了，但这一次采访老艺人，当全巧民先生说到《虎口缘》，我张口就来：“未开言来珠泪落，叫声相公小哥哥……”竟然唱了个八九不离十。秦腔果然是我血液里的东西啊！1992年，我奶奶去世过“三七”，我爸请来秦腔戏班，在院子里唱了一天大戏，秦声深沉哀婉、激越悲怆，院内的无花果树叶子落了一地。

接下这本书之前，我刚出版了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身心俱疲，本打算歇一歇，但内心有一种莫名的情感涌动着，让我决定写这本书。我想，我是为着兴隆巷56号写的，为我爷爷和奶奶写的，为城墙根下的自乐班写的。

易俗社不好写，因为我不想写一本只给业内人士看的书，它应该有着更广大的读者群，也许他们从不看戏，不听秦腔，但他们需要知道这些老先生的故事。他们需要了解在中国西安，有这样一个秦腔剧社，一百多年来以振兴传统戏曲为己任，代代相承，生生不息。这是怎样的一个群体，面对匪乱、战争、运动，在历史风云的变换中始终坚守信念，不忘初心？这本书要展现的，不仅是易俗社的故事，也不仅是戏剧家、演员的故事，更是个体生命与所处时代的交融和碰撞。“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易俗社的价值在哪里？时间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不能免俗的，我要感谢很多人，在创作过程中给予我无私的帮助。他们是：孙仁玉嫡孙孙永宽；李仪祉嫡孙李晑；范紫东之孙范明、曾侄孙女范莉莉，范紫东研究会上官若峰；高培支孙媳张菊芳；封至模之子封玉书、嫡孙封山；王天民长女王淑珍、次子王福宏，外孙杨虎、丁小玲夫妇；易俗社老艺人凌光民、郝振易、刘冬生；秦腔演员全巧民、张咏华、孙莉群、李淑芳；电视主持人陈爱美；易俗社惠敏莉、陈超武、田博、杨益焕、权科锋；高级戏曲化妆师李晓龙；秦剧学社陇上一痴。

挂一漏万，在此一一致谢。

《子夜歌》有句：“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易俗社创始人李桐轩用此句比喻戏曲像吃饭、唱歌一样平常，它来自民间，蓬勃于民间，有人的地方就有戏曲，有乡音的地方就有秦腔。

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

2020年3月于西安自闲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