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京的日子
京剧名导马科曾是夏声戏曲学校的学生。1972年的某一天，他收到来自南京的一封信。信里附有一张照片——他的老师，封至模先生抱着小孙子，眼含笑意地望着他。马科双目泫然。当年日军侵犯华北，他是逃亡到西安的难童，要不是封先生创办的夏声戏曲学校收留，他可能早饿死街头了。
封至模在信里谈到自己的近况，马科才知道，老师因患中风失语，已被儿子接到南京居住。老师嘱咐他在上海帮忙物色医生，为其看病。殊不知，马科此时也因“夏声问题”被“打翻在地”，正拖着病体接受劳动改造。多年以后，在封至模100周年诞辰纪念会上，他撰文深情回忆：“53年前我11岁，从日寇铁蹄下逃亡西安，饥寒交迫，举目无亲……夏声戏曲学校接纳的对象恰是如我这般颠沛流离的孤儿难童，我因而恍入艺门，食宿有着，惊魂甫定，习业受教悠悠七载。这是我人生旅途举足轻重的一着棋，谓之绝处逢生，当不为过。而执盘布局者，正是以封至模领衔的诸先哲……”
封至模晚年与孙女封蕾，孙子封山
因当时境况，马科已无力完成老师的嘱托。他不禁喟叹：“我未能为恩师略尽绵薄，不久，即闻老者郁郁故去，作为学生的我，也只能仰天浩叹，衔恨无言而已……”
封至模在西安期间已完全无法说话，无法吃饭吞咽，意识也开始模糊。封玉书和妻子周光仪将父亲接到南京，悉心照顾。“当时我们工资都很低，仅仅够生活而已，相反父亲的工资还能补贴我们一点。带父亲去医院，医生说，您以前一定常用嗓子，所以咽喉部的麻痹比较严重。”封玉书想了很多办法，希望父亲的病情能有转机，“我买了一台仪器，用电流刺激头皮，但作用不大。有一次父亲发烧很厉害，我学了点中医，用三菱针给他10个手指放血，才降温，还用针刺哑门穴，刺激嗓子，他只能发出啊啊的声音。平时吃饭也很困难，也没什么好吃的，都是用细管慢慢灌进去。”
封玉书说，虽然父亲说不了话，但只要精神好一点，就握起笔写东西，常常写着写着就歪到一边去了。过几天又重新写，一次一次的，家里就留下很多未完成的片段。1973年，封至模开始写《八十寿序》，其中写道：“我一生为许多艺人作过序，然而有谁为我写寿序呢？只好自己为自己写了……”1974年8月8日，封至模高烧不退。封玉书和妻子用平板车将父亲推到医院，一会儿人就不行了。“父亲眼睛发直，嘴唇颤动，好像要讲话，我赶紧上前拉住他的手，他把我的手紧紧握着，突然一抬，又突然倒下。我大喊医生，医生打了强心针，也没有救过来。父亲就这么走了。”让封玉书至今不能释然的是，他总觉得父亲有很多话要对他讲，却没有给他留下一句话。
封玉书已近鲐背之年，身体状况良好，很有指挥家的风范。这些年他忙于整理父亲的老照片和文字资料，一心想为父亲出本书。几年前，他和妻子在西安住了半年，每天骑着自行车，走访搜集父亲的各种素材，也写了不少纪念文章，发表在戏剧杂志上。封玉书是军中著名的指挥家，1948年加入西北军区文工团，不满20岁就指挥了近千人演出的《黄河大合唱》，195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深造7年，之后分配到原南京军区歌舞团军乐队担任指挥。
封至模夫妇与儿子封玉书
能和父亲一样从事艺术工作，是令封玉书欣慰的一件事。童年印象中，父亲很忙，光顾着学生和戏校，顾不上家。他喜欢跟着父亲上戏校，“有一年放暑假，我和父亲住在戏剧专修班，白天看他排戏，晚上睡在父亲的床上，整整一夜，我浑身发痒，无法入睡。第二天，发现枕头里全是臭虫，吓得大家一起帮我踩臭虫，学生们都奇怪我父亲也睡在同一张床上，怎么没听他说过，其实他那时候太累了，一睡倒就昏睡，连臭虫都咬不醒他。”封玉书说起这些事特别开心，好像又回到过去了。“有时父亲在家里跟朋友谈论艺术问题，点评戏剧，我就在边上听，虽然大多一知半解，却也受益匪浅。记得有一次他们讨论程砚秋演旦角，说程又高又胖，先天条件并不是很好，但他上台亮相时，有意侧身上场，既掩盖了体型，又显得婀娜多姿。”
封玉书说，后来他从事指挥工作，常常感受到父亲的影响无处不在，“有一些专家评论，我对作品、乐器及演奏者的分析处理细腻深入，我想，这一定是父亲留给我的礼物。”
（本章图片由封玉书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