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易俗社

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是易俗社的“49级”最为活跃的时期，这些演员正值青春年华，在名师名导的精心培育下，好戏一场接一场。据统计，“49级”毕业前后共排演本戏和折子戏70多出，大多同学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丰富的演出剧目、整齐的演出阵容，培养了一大批忠实观众。正当秦腔艺术焕发勃勃生机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传统戏遭禁演，戏箱被封甚至被烧，很多优秀演员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1964年7月，易俗社到甘肃、宁夏巡回演出，途中接到通知，传统剧目全部停演，戏箱全部封存，演出队不得不返回西安。传统剧目禁演后，同时提出以“现代戏为纲”，不少老艺人、老编剧被迫办理退休手续，理由是“不适应现代戏”。当时退休、退职的有王天民、李可易、贾明易、王秉中、剧作家冯杰三、谢迈千等，并且严格规定，家在农村的返回原籍。在彻底砸烂“四旧”的革命浪潮中，易俗社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产物，是封建时期和旧社会的残渣，原有的演出单位编制改成军队的班、排、连，而易俗社的名字“易俗”二字因为没有“阶级性”，没有战斗精神，竟改名为“西安市战斗剧团”。张咏华至今记得，1966年10月，社里的演职人员成立了“战斗队”，开始“造反”，他们在院子里集合宣誓，将悬挂了数十年的，令陕西人自豪的易俗社老招牌摘了下来，扔进车库，换上了白底黑字的“西安市战斗剧团”木牌。据《易俗社七十年编年记事》记载，易俗社改名后，群众各自成立“革命组织”，混乱局面由此开始。

1969年，《陕西日报》报道“易俗社的清队经验”，诬陷易俗社创办人李桐轩等人是“清王朝的封建余孽”，老社长李约祉以九旬高龄，抄家后被遣送原籍“监督劳动”，接受“管制”。一时间，易俗社成了“西安市文化界反动统治的中心”，“一个挂着文化团体招牌的庞大特务、反革命据点”，“上演反动剧本五百多个”。很快，运动就波及“49级”这批学生，说他们是“招降纳叛，扩张反动势力”的产物，一部分青年演职人员被列入“三名三高”（名演员、名作家、名教授和高工资、高稿酬、高奖金），甚至“三大秦班下江南”十三省巡回演出也成了罪证。

前排左起：孙莉群、陈妙华；后排左起：李敏军、张咏华

张咏华在其自传《艺海搏击60年》中，记录了这段黑白颠倒的岁月。当时她被扣上了好几顶“帽子”，什么“保皇派宣扬封建才子佳人的有力工具”，什么“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红人”“修正主义黑苗子”，等等。“我记得是个正月，那天下着大雪，一伙红卫兵突然闯进我家，让我随他们去一趟。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就停在门外，我被推上卡车，双臂被捆，双眼被蒙，不知道要被送到哪里。过了好久，车停下了，我听见高音喇叭里诵读当天的‘最新指示’，这才知道他们把我拉到了西安交大。”张咏华说，那一刻她想着豁出去了，心里反倒坦然。到了所谓的审问办公室，红卫兵将她的一摞演出照摔在桌上，说：“台上演鬼，现在你就是活鬼！”

“他们揪住我的头发让我看照片，一个耳光打得我左耳嗡嗡作响，后来左耳一直流黄水。我被限制了人身自由，他们抄家搜黑资料，撕下我的工作证照片，印上‘招蜂引蝶的母夜叉’字样到处散发，这些都给我的生活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张咏华说，那段日子她特别苦闷，一度产生了轻生念头。

一个演员被剥夺了演出资格，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摧残？同样遭遇厄运的还有陈妙华，一个称得上“戏痴”的女子。孙莉群说，1958年至“文革”前是陈妙华演艺事业的巅峰期。“她几乎是全民偶像，每天都能接到很多书信，大多数是求爱的情书。戏迷晚上披着被子排队买她的票，她走到哪儿戏迷就跟到哪儿，真是红极了！”

但在“文革”中，她主演的传统戏成了“四害”之一，她被冠以“三名三高”黑苗子的罪名受到批斗，精神遭受极大创伤。身体的病痛从此伴随着她的后半生。易俗社老社长冀福记曾说，陈妙华的痛苦就在于“文革”期间艺术生命被扼杀，她一生痴迷的秦腔，她从小就视之为生命的艺术，被强硬地从她的生活中剥离出来。“她当时的不幸就来源于此，她患的就是‘文革’后遗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