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西战团”在西安

1938年，由丁玲带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以下简称“西战团”）来西安开展工作，促进抗日宣传。第一步就是落实演出场地，他们带着前线的战利品——日本蚊帐和军毯，找到易俗社。当时的社长高培支是有些戒备的。经洽谈，虽然同意给剧场演出，却要按规定每场收一百元的租费，分文不能少。丁玲说：“从前线回来宣传抗日，不能优待一点吗？”高培支答：“不能！”进而告诉他们，易俗社的经济问题和其他大问题一样，都要由社委会和全体成员集体决定，个人做不了主。确定票价时，丁玲提出每张票只卖二角钱，高培支劝他们：“这么低的票价，卖满座也得赔钱。近日日本飞机天天来炸西安，有几个人把看戏看得比保命还重要？何况，你们这些节目……到底不是‘十大本’。”高培支起初并不明白“西战团”的目的是宣传抗日，真心替他们担忧起来。

可是，第一轮演出结束后，高培支却怎么也不肯按原定场租收费，推让了半天，七场演出一共只收二百元。怎么回事呢？原来易俗社深为“西战团”的演出内容和工作作风所感动，所以，尽管那时易俗社经济状况很差，每月只发四分之一的薪金，社委会还是决定少收或不收“西战团”的场租费。

正是这样，“西战团”在西安的两次公演，便都在易俗社剧场了。高培支几次对丁玲说：“哪里见过你们这样的剧团，不分当官的，当差的，都演，都忙，堪称‘梨园楷模’呀！”

当时“西战团”完全按战地宣传队的作风行事。一天演出两场甚至三场，带妆在舞台上从早泡到晚，开饭了，一人端个铁盒子，往地上一蹲，十几个人凑一圈就吃起来。吃完，随便找个墙角，或靠个柱子，打一会儿盹儿，又跳起来演出。几场下来，就和易俗社的人打成一片，有空就去演员的房子坐坐，交朋友，教唱抗日歌曲。一些青年演员像肖润华、王天民、王蔼民、车裕民等，被他们所介绍的陕甘宁边区和山西前线的情况迷住了。

在易俗社大会上，高培支多次要学员们学习“西战团”的吃苦精神，好好学艺，同时帮助他们搞好演出。“西战团”的古典戏行头不够，易俗社让他们随便选用自己的戏装、道具、布景；“西战团”要演秦腔，易俗社演员便帮他们化妆、贴鬓；文武场面（乐队）由易俗社全包下来。有一次，西战团一位演员生病上不了场，易俗社的肖润华便主动顶替。

“西战团”离开西安时，易俗社送给他们全套生、旦、净、丑行头。这是陕甘宁边区第一套完整的秦腔行头。“西战团”有位青年演员叫夏革非，身段、扮相有点像秦腔名旦王天民，唱腔清亮宛转，韵味十足。加之她的戏装也是借王天民的，老百姓都传：“延安下来个王天民。”常常是夏革非还未上场，在侧幕内唱一句，台下就爆起个“满堂彩”。可见，易俗社对“西战团”艺术的影响也不小。

1979年8月，文化学者肖云儒前往江西庐山一家疗养院拜访丁玲。听说是西安来的朋友，丁玲很高兴，谈话间问肖云儒：“高先生还在吗？真应该好好感谢他。”肖云儒说：“高先生是1960年去世的。去年易俗社重排他的《夺锦楼》，连演上百场，观众不衰……”丁玲听了，默然半晌，才缓缓地说：“生活对他还算公平。不然，到了‘文化大革命’，光接待我们这一条，就够老先生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