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憾离世

外公去世那一年，杨虎10岁。院子里的老人们说：“虎把福丢了。”

王天民就是杨虎的“福”。杨虎12岁始习司鼓，这个行当的重要性如同乐队指挥，场上演出节奏全靠鼓师把握。让杨虎遗憾的是，外公没能看到他的表演。儿时记忆里，只要他开口要的，外公从没让他失望过，当然，孩子的愿望无非是吃的，玩的，杨虎说：“我爷脾气太好了，从来不跟人计较，他在家很少说话，他有一个半导体，每天最惬意的时刻是坐在院里的躺椅上，听听音乐，尤其是钢琴曲，有时也喝点小酒。”

说起喝酒的事，杨虎笑了。“我爷一喝酒就问我脸红了没，我说有点红了，我爷说，那不敢喝了。他是一个很能克制的人。”

1972年秋的一天，杨虎下午放学回家，进屋就喊“爷”，这是他的习惯，但没人答应。奶奶说：“你爷去厕所了，你去看一下。”杨虎跑到后院，一进厕所，就看见爷爷蹲不住了，身子前倾要栽倒的样子。杨虎赶紧叫奶奶过来，一老一小搀着王天民出来，杨虎搬了张小板凳，扶爷爷坐下。家里人联系了西安市第一人民医院，当即送王天民入院，刚到医院门口，过来一个哑人，背起王天民一直到病房。后来据杨虎的母亲回忆，几年前她和父亲上街，一个哑人向父亲比画手势，意思是自己没吃饭肚子饿。父亲便将身上唯一的三块钱给了哑人。那哑人心怀感激，才有了医院门口的一幕。

1972年10月8日，王天民突发脑出血病逝。临危时护士给他打退烧针，他还挣扎着说：“对不起，麻烦你了。”

他一生怕麻烦别人，而别人对他有一点点帮助，他都会铭记在心。易俗社庆祝成立50周年，他写过一篇文章《感激和希望》。文章中说：“在旧社会，我凭着演戏，给观众留下了一点印象，自己对于演戏也摸索到了一点心得，观众称赞我，鼓励我，这一切都是和易俗社和戏剧界前辈对我的爱护、帮助分不开的。我初进社，呼延鑫老师指点我练功，党甘亭老师教我学旦角基本动作，陈雨农老师更是全面地指导我的艺术活动……新中国成立后，我曾三次进北京，1950年我和马健翎同志出席全国戏曲工作会议的时候，程砚秋先生领我去会场，梅兰芳先生亲自在门口接待……现在我唯一希望的就是身体早日恢复健康，再上舞台……”

王天民去世后，易俗社迫于当时的形势，不便开追悼会，在排练场变相地开了一场小型“座谈会”，以志哀思。一代名伶就此草草而终。

在那个年代，王天民留下的演出资料少之又少，这是最令其后人遗憾的事。相较于京剧各门派传承脉络清晰，秦腔在传承方面就落后了许多，京剧有梅派、荀派、尚派、程派，代代相接，传承有序，而秦腔男旦艺术几乎无以为继，王天民的“王派”便是这样一种尴尬的处境。究其原因，杨虎说：“秦腔艺人最大的受限是文化水平较低，传承首先要继承，现在秦腔的行当不全，程式、唱腔不规范，甚至有的演员将须生、花脸的音唱到旦角里去了，而京剧就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人家的传承脉络很清晰，也有理论支撑。我爷的戏，学的比较规范的是肖若兰、全巧民，但剧目实在有限，丁小玲（作者注：杨虎妻子，秦腔演员）跟全巧民老师学《柜中缘》，也是我爷的路子。以后呢？真不好说了……”

王氏三代均有人入戏曲行，可称得上梨园世家。王天民长女王淑珍曾任易俗社“59级”学生的文化教员，次子王福宏在三意社唱生角，杨虎的父亲杨天易是著名须生演员。虽然现在秦腔式微，但在王氏家族，却是代代延续。他们相信：不管时代怎么变，总有人会听秦腔。

（本章图片由王淑珍女士、封玉书先生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