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皆趋彼，我独守此

高培支名树基，字培支，一生经历了清末、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三个时代。幼读私塾，后考入陕西高等学堂，毕业后例奖“拔贡”。辛亥十月，在陕西都督张凤翙的总务府任铸印官。1912年12月被委任为教育部读音统一会陕西代表。

读音统一会的职责是审定“国音”，即法定标准音。成员一共80人，由教育部直接任命50人，其余为各省推举，每个省最多两人。推举代表条件严格，要求精通音韵，深通“小学”，谙多种方言。1913年2月，李桐轩、高培支作为陕西代表赴北京开会，一个多月后，统一会共审定6500多个汉字的标准读音，6月，注音字母制成公布。高培支被委以陕西省模范巡行宣讲团团长，大力推广标准“国音”。这是中国第一套由国家正式公布并在中小学校普遍推行的拼音字母，对识字教育和统一读音有重要作用。1914年，高培支以有功社会教育，由教育总长颁布二等金色嘉禾章。

看高培支先生年谱，发现其一生任职不少，履历错综，但职业性质极为单纯，皆与社会教育相关，如：省公立模范通俗教育讲演所所长，陕西省图书馆馆长，陕西省教育厅咨议，1920年起历任西安各中学、师范学校的国语、国音、算术教员，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这频繁的任职中，索资极少，有的纯属义务，不支薪金。在易俗社任社长期间，只有少许车马费，靠在学校上课的收入度日。他常说：“这些学戏的孩子吃的是开口饭，我怎好从他们嘴里夺食呢。”

1926年“西安围城”，一块油渣卖到了近三十块银圆。高培支当时兼任陕西省图书馆馆长，每月只有三元伙食标准，其饭菜之差，可想而知。但他生性爱买书，一有闲暇就到各书局转悠，见有新书，即买书送馆，馆员见书即盖公章、登记，结果，书成了公物，书款成私债。因为各书局熟悉经费状况，认个人不认机关，所以公款化为私债，赔累不堪。高培支向上呈请多次，总以“经费稍裕，再行核发”为由，一拖再拖。直到1934年邵力子主政陕西时，闻知此事，方令补发。当时他已在学校教课，补发之资除陆续归结旧账外，余数则存商号，不敢动用，以为可借以养老。无奈货币变更：一改法币、二改关金券、三改金圆券，所积攒的一点薄资即刻化为乌有。

虽然生活清贫，但高培支不愿在官场钻营。早在民国初年，张凤翔任陕西民政长（注：相当于省长，总理全省政务）时，曾请他做官：“现在县知事（县长）急需人，你对那里情况熟悉，政府准备委任你。”高培支回答：“我一怕军人，二怕土匪，做不了官。”坚辞不就。友人责问：“此等优待，他人求之不得，何故不愿？”高培支说：“我如果当了县长，右手向老百姓要钱，左手就要交给‘肩枪’的（即军队），良心何忍？”

邵力子主政陕西时，高培支因从前跟邵学习法文和西洋史，二人有师生之谊。前往拜会，邵力子询问他的近况，高培支回答“教书”。邵力子问：“忙吗？”答：“很忙！”过后有人笑他太迂阔，为何不说“赋闲”，也许可得提拔。高培支再见老师时，再次表明态度：“科长、秘书干不了，科员以下不愿干，当县长，搞税收，不说要铺保，就是聘请，我也不干。现在以教书为生，只要能按时领到钟点费，我便心满意足了。”说完辞别离去，邵力子为之动容，亲自送他出门。

这两件事，可见高培支为人刚正、清廉。“人皆趋彼，我独守此”，这不是选择的问题，而是一个人生性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