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没有“戏子”，只有教练

易俗社最初叫“易俗伶学社”，后以易俗事业原不限于编剧、演戏，遂去“伶”字，叫“易俗学社”，不久，因旧戏班纷纷效仿，亦称某某学社，便又去了“学”字。在1919年重新修订的《易俗社简章》中，明确了办社宗旨，即“编演戏曲，补助社会教育，移风易俗”。易俗社与江湖戏班最显著的不同，是将文化学习和编戏演出结合起来，因此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一直隶属于陕西省教育厅。民国十年（1921年），在易俗社即将迎来创立10周年之际，教育部特颁金色褒状，以奖励易俗社的卓越贡献。

旧社会伶人地位低下，易俗社招收贫寒子弟为学员，学员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以“中华民国易俗”六字命名，如刘箴俗、王天民、沈和中、赵振华等。聘有文化教员授课，文化课分“高等班”（高小）和“国民班”（初小），学员初入社，学习国民级课程，每周六节课，包括修身一节、国文三节、算术二节，初小毕业后升入高小等，学习修身、国文、历史、地理、理科、算术等，此外还要练习书法。为了使学员更好地理解剧本，易俗社还专门办过“文史进修班”，为期两年，讲授古典文学和音韵、对仗等方面的知识，所以学员毕业登台，面貌一新，和江湖戏班所谓的“戏子”有天壤之别。

但改变人们业已形成的思想观念是很难的，尤其是权贵阶层。易俗社甫一成立，便聘请了当时的名旦陈雨农（人称“德娃”）、党甘亭（人称“胎里红”）和名须生李云亭（人称“麻子红”）担任教练。这引起了一些新贵人物的不满，一天晚上，两个士兵冲进易俗社，说是都督府演堂戏，叫德娃和麻子红立刻去唱戏。社监薛卜五说：“我们这儿没那两个人，只有两个教练，一个叫陈雨农，一个叫李云亭。”士兵大骂而去，不一会儿，来了许多持枪的兵，不容分说，将陈雨农和李云亭绑上带走了。事发突然，薛卜五找到新当选省议会议员的师子敬，请他帮忙，又请来了军界人士，去都督府交涉。第二天下午，两位教练总算被释放了。当晚，李桐轩召集社里主要人员开会，决定聘请第二师师长张伯英、第三混成旅旅长陈伯生担任名誉社长，因为除非有实力的人参与进来，否则易俗社将不能保全。

李桐轩与易俗社同仁极力提高伶界的人格，以身作则“与优伶为伍”。当时社长每月仅有车马费二十元，而教练陈雨农月薪和津贴达三十六元，党甘亭为二十八元。高薪资解决了他们的生活之忧，更重要的是得到尊重和信任。在过去，戏子不能进祖坟，不能进孔庙祭祀，而易俗社改变了这一切，是为昭明宗旨，移风易俗。